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这是一首岁暮感怀诗，时间又是在寂静的长夜。在这“一年将尽夜”，诗人怀着深重的忧虑，辗转不寐，深感漫漫长夜，似无尽头。
诗的开头两句，以夜不能寐托出忧思之深，用一“苦”字传出不堪禁受长夜难眠的折磨之状。但对“殷忧”的内涵，却含而不宣。《诗经·邶风·柏舟》有“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句，谢诗这一联当化用其意，“殷忧”包含下文已经明白揭出的“运往”“年逝”之悲。它并非单纯的对自然寿命的忧虑，而是交织着人生追求、社会人事等多方面矛盾的复杂思绪。
三四两句是殷忧不寐的诗人岁暮之夜所见所闻。积雪的白，本就给人以寒凛之感，再加以明月的照映，雪光与月光相互激射，更透出一种清冷寒冽的青白色光彩，给人以高旷森寒的感受。这是一种典型的阴刚之美。这一句主要是从色感上写岁暮之夜的凛寒高旷之象。下一句则转从听觉感受方面写岁暮之夜所闻。“朔风”之“劲”，透出了风势之迅猛，风声之凄厉与风威之寒冽，着一“哀”字，不仅如闻朔风怒号的凄厉呜咽之声，而且透出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两句分别从视、听感受上写出岁暮之夜的高旷、萧瑟、寒凛、凄清。这两句的真正妙处是它和殷忧不寐的诗人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契合。诗人是在特定的处境与心境下猝然遇物，而眼前的景象又恰与自己的处境、心境相合，情与境合、心与物惬。明月映照积雪的清旷寒冽之境象，似乎正隐隐透出诗人所处环境之森寒孤寂，而朔风劲厉哀号的景象，则又反映出诗人心绪的悲凉与骚屑不宁。
五六句写到随着时间的运行，四季的更迭，一切景物都不能长留，人的年岁也迅速消逝。值此岁暮之夜，感到自己的生命也正受到无情的催逼。这两句抒发诗人岁月不居、年命易逝之慨。这种迟暮之感与诗人的壮志不能实现的苦闷联系在一起，并由“明月”二句所描绘的境界作为烘托，这种感慨并不流于低沉的哀吟，而是显得劲健旷朗、沉郁凝重。
全诗叙事写景抒情交融汇合，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无可追回的惋惜和对事业无成的惆怅。
这首《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从对悲壮的胡笳声的描写中，表现了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胡笳吹奏之声如人之悲鸣。汉末蔡文姬曾作过《胡笳十八拍》，用以配合胡笳的伴奏而歌唱，倾诉乱离的悲苦。但岑参的这首诗，悲中有壮，表现出特有的风格。诗人从三个方面，用不同的手法，反复、深入地表现胡笳的悲壮。
第一个方面，是开始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与“胡人”的吹奏情形结合起来写。诗中用红胡子、绿眼睛的“胡人”形象，来渲染异域情调，同时用“楼兰征戍儿”的“愁杀”来衬托胡笳声音之悲，“君不闻”三个字，隐隐透露出豪壮的情调。
第二个方面，是中间四句，将胡笳之声与边地的荒凉冷落情景结合起来写。这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安排在晓月欲坠之时，那刺骨的寒气，那呼啸不停的北风，与胡笳的悲声融为一片，似乎充塞宇宙，使天地也为之寒栗，这边塞的荒寒之境，使得胡笳之声倍增其悲。
第三个方面，是最后四句，作者把胡笳之声与送别直接结合。这四句在深情的诉说中，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无限厚意。“秦山遥望陇山云”，是指自己对颜真卿走后的怀念，但云遮雾障，望而不见，流露出一丝怅惘，正与胡笳的悲声相一致；“边城夜夜多愁梦”，又从边地着笔，悬希望颜真卿对自己的思念，直接与笳声相连。这两层意思，把送别时依依难舍之情，与笳声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收到了动人的效果。尽管如此，诗中并无寻常送别那种凄然悲切的情调，从“秦山”、“陇山”、“边城”等字面中，仍然透出一种雄壮气魄。特别是最后一句，但用问句作结，意思并没有那么肯定，其中也包含着“不喜闻”而不得不“闻”之意。这些深长的余味，给全诗增加了悲而且壮的气氛。正如周啸天先生所说：“诗中的边关是那么哀怨又那么令人神往，月下胡笳的声音那么催人泪下又那么富于魅力，读者感同身受。大抵诗人这时已隐约下定亲历塞垣的雄心，此诗可谓其边塞诗的前奏。”（见《岑诗综论》）
这首诗为七言古诗，但开始却用八字句起头，用“君不闻”三字领起，显出陡然而起的气势。首句是问句，末句也是问句，前后呼应十分紧密。“胡笳怨兮将送君”，又用了楚辞句式，倍增激情。中间使用“顶真”手法，如“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语势贯通。全诗换韵频繁，开始四句作一韵（支微通押），较为舒缓；中间四句两句一转韵，平仄交替，由舒缓而变得特别急促；最后又四句作一韵，逐渐回复舒缓。这种错综交织的安排，恰切地表现了起伏顿宕、悲壮淋漓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