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在此曲中，作者托情于燕，抒历史兴亡之叹。燕子有飞迁的习性，秋天飞往南方，春暖花开时再返回北方。作者用燕子的来去喻示时间的流逝，又赋予燕子以人的视角。

　　接着写燕子喃喃细语，忙碌争飞，似乎在寻找王谢繁华旧迹，诉说人间兴亡之事，实际上是移情于燕子，将燕子的本能活动赋予人的主观意识。在只有“巷陌乌衣夕照斜”的无奈失望中，作者更是借燕子的口吻直接诉说历史兴亡的慨叹。全曲紧扣咏燕来怀古，继承了古人却又不拘泥、重复，立意新颖。尤其是移情手法的运用，使此曲更具婉转、曲折之妙。

　　“兴，多见些：亡，都尽说”是一个对偶句，依旧借助燕子的视角慨叹历史，文学上将这种手法称作“移情”，即将人的主观感受转移到某样事物上，使人物合一，强化情感的表达。不管历史如何变迁，兴亡往事最终都付与评说，人世喧嚣也都归于“喃喃”之语。曲的结尾很有一种有淡世事的超然之感。

　　白帝城危耸于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山之上，背负峭壁，前临大江，占据高峻山势，为三峡入口处著名胜景。杜甫晚年寄居夔州，咏白帝城作品颇多，此为其中之一。

　　“城尖经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起句突出“白帝城最高楼”之高：城高路险，城头遍插旗帜，而旗帜亦愁城楼高险，则人愁不言而喻。白帝城楼高耸于此缥缈之际，凌空若飞，诗人驻立楼前，极目四望，胸襟益开。其立足之高，视野之阔，使得全诗在未展开之前已笼罩于一种雄奇壮丽的气势之中。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一联是写楼头所见：忽而江峡若裂，云气昏晦，纵横怪石似龙盘虎踞，横卧波心；忽而江清水澈，日照当空，滩石于粼粼光影隐耀之中，又如鼋鼍怡然嬉游，阴晴气象殊异，而动人之处各不相让，两句并举，将楼头观景的倏忽万变写得活龙活现。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扶桑，为古神话中东方日出处一种神木，长约数千丈；弱水，为古神话中西方昆仑山下一条水流。此处是诗人登高临深，不禁心驰神往，设想出虚幻之境：如见扶桑西边的枝条正与山峡相对，弱水东边的影子似与长江相随。此前的诗人用此二典，一般是“东观扶桑曜，西卧弱水流”（曹植）的写法，而杜诗反向用之，是紧扣诗题，极力渲染城楼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极言江流之远，可接弱水东来。以虚境写实景，于虚实之间传达神韵。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人的目光又从愈见虚渺的远景上落回楼头，孑孑老者，倚杖望空，情境与首联“独立”句相似，面对苍茫浩荡之江水，立此险峻峭拔之峰，心与物化，问“叹世者谁子？”似已达到忘我境界。但毕竟执着难遣，惟有泪洒天半。诗人一生漂泊，年逾半百仍不得归所，写此诗时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三四年，朝野间百废待兴，国恨、乡愁，平生叹喟，郁积于胸，只有回首归去，让这地老天荒的萧瑟苍凉之感逐渐淡化消释于心罢了。

　　这是一首句法用律体而音节用古体的拗体七律，其情绪勃郁，声调拗怒，互相配合，突破了七律中传统的和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加上格局严谨，首联叙写楼高，二联摹写近景，三联拟想远境，末联感慨身世，起、承、转、合，诗法井然。正如清人王嗣奭《杜臆》评“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世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起于叹世。以迸空写楼高，落想尤奇。”

　　诗的前两句诗人感叹十年的时间，人事屡经变迁，心境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曾经有过的种种梦想和想法都被时间慢慢地消磨直至淡忘，隐居的心事也已经徒然。三、四句中写诗人来到嵩山之后的情形，本想会会旧友叙叙旧情，可是遗憾的是仅有的几个挚友可能都遭遇变故，没有再见到。看着挺立眼前的嵩山三十六峰，诗人不由发出慨叹：青山依旧，故人难求。唯其如此，他才格外珍惜与杨山人的友情。

　　五、六两句点明了送别的具体时节、地点。开封二月，草长莺飞，阵阵春意令人流连忘返。春色使人欣喜，却也使人生出感伤，因为诗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告别朋友。本来报春的流莺，现在却叫人感伤不已。这时的春色越迷人，越惹动离情，所谓“以乐景写哀”，更觉悲哀。诗人面对将要归嵩阳的故人，面对让人伤情的景致，离别之情难耐，不禁潸然泪下。

　　七、八句用了《击壤歌》的传说典故。这个传说原本是对尧安民之政的歌颂和赞扬，本诗则以“凿井耕田”、“忘帝力”等表示隐居生活。诗中说的“不我招”，体现出诗人欣羡杨山人过着超然世外的恬淡隐居生活。

　　最后两句描写别离。挚友别离，前路漫漫，离愁别绪总会涌上心头。诗人祝愿友人这一去前路顺利，申说别后必然相忆之情。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与友人的叙旧分别，诗人触景生情，以景写情，通过此诗抒发内心的依依惜别。诗写得婉转流畅，情深意切。

　　这是一首临秋登高远望，怀念旧友的诗。此诗围绕清秋季节登高来写，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先写为望友人而登高，故“心随雁飞灭”。因薄暮时思念之“愁”和清秋之“兴”无法排遣，更因登高而望，只见“归村人”，而不见友人踪影，所以要相邀重阳节携酒登高而醉。全诗用极洗练严谨的语言，描绘了登高所见的清秋薄暮景色，其中“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二句历来脍炙人口。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二句从晋代陶弘景《答诏问山中何所有》诗脱化而来，点明”自怡悦“，为登高望远的缘由之一。

　　“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两句起，进入题意。“相望”表明了对张五的思念。由思念而登山远望，望而不见友人，但见北雁南飞。这是写景，又是抒情，情景交融。雁也看不见了，而又近黄昏时分，不禁心中悲戚，然而，清秋的山色却使人逸兴勃发。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是写从山上四下眺望。天至薄暮，村人劳动一日，三三两两逐渐归来。他们有的行走于沙滩，有的坐歇于渡头。显示出人们的行动从容不迫，带有几分悠闲。再放眼向远处望去，一直看到“天边”，那天边的树看去细如荠菜，而那白色的沙洲，在黄昏的朦胧中却清晰可见，似乎蒙上了一层月色。

　　这四句诗是全篇精华所在。在这些描述中，作者既未着力刻画人物的动作，也未着力描写景物的色彩。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写来，是那样平淡，那样自然。既能显示出农村的静谧气氛，又能表现出自然界的优美景象。正如皮日休所谓：“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涵涵然有云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沈德潜评孟诗为“语淡而味终不薄”，实为孟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四句诗创造出一个高远清幽的境界，同“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诗的意境，是颇为近似的。这也代表了孟诗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照应开端数句。既明点出“秋”字，更表明了对张五的思念，从而显示出友情的真挚。

　　全诗情随景生，以景烘情，情景交融，浑为一体。“情飘逸而真挚，景情淡而优美。”诗人怀故友而登高，望飞雁而孤寂，临薄暮而惆怅，处清秋而发兴，希望挚友到来一起共度佳节。“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细细品尝，够人玩味。

　　这首诗写春游的欢乐情景，表达了诗人由春游产生悲愁的独特感受。前两句写春城儿女春游的欢乐情景，后两句写诗人对春光无限珍惜的悲愁。用语平平，但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春城儿女纵春游，醉倚层台笑上楼。”写春游之景。王令家居扬州，乃繁华之地。春天的扬州更是满城春风春景，春柳春花。杜牧有诗“春风十里扬州路”，韩拥有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诗以“春城”以首，接之以“春游”，无限恣游之景，尽在一“纵”字之中。具体“纵”意，接下来“醉倚层台笑上楼”便展开一幅明媚春光下春城儿女纵情春游的热闹画卷。当此春情，渐上层台，渐倚高楼，如斯风光，好不醉人。一“醉”字，既可理解为春酒小酌，酒意使然，又可理解为春风化人，春景使醉。正是：莫问春情几许，但看春情如醉。

　　“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诗人笔锋一转，由满城春花骤至满眼落花，感伤之意，倏忽袭来，令人防不胜防。此等落花，非被风雨所摧，故无苏轼“西园落红难缀”之恨；非因暮春所取，故亦无曹雪芹“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之怨。此处落花，落在繁华时节，落在盛春之际。韶光未逝，我独凋零，众人皆欢，我独悲婉。诗人‘偷穷心狂高，不肯束世程。揭欲望丘轲，今昔相招迎”（《谢束丈见赠》），空怀抱负在身，奈何世不相容。王令逝时年未三十，作此诗时亦正当二十余岁的大好年华，而忧愁苦闷如斯，决非偶然。“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用语平平，未有奇字，与其《假山》诗“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之奇险风格绝不相类，然而用意别出，自有机杼，故亦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