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迈的词流传很少，但他的词的确写得“风度婉秀，真佳词也。”这是一首伤春之词。词人通过对湘水之滨春江月色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惜春不忍别的情愫。
上片着重写伤春，先从枝头的鸟声写起 ，点出“近清明”的节令。“翠禽”，犹言翠鸟，泛指羽毛美丽的小鸟 ，“消魂”，是情为之动、神为之伤的意思，给鸟声注入了人的思想感情。
下文“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二句，是对“消魂”所作的说明 。"清歌”与“黄昏”所含的情绪本是相反的，前者引人愉悦，后者使人忧伤，相反相成，其结果是益增忧伤之感，故此二句表现为极其沉痛的感叹口吻。接下来，作者进一步采用了拟人手法，将具有感知的品格赋予了柳花，想对它片声倾诉自己的心事，转而又：“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可见作者忧思之深重。“伤春”二字，点出了作品主旨之所在。
再下面，是作者自己感叹当时旅行在湘水之滨，独自投宿在旅舍时的孤寂心情。明明要写冷落，却偏用“温存”的字眼，再用“谁与”来作反诘，这种写法突现了一种炽烈追求的意愿。写到此处，已近过片，须得由伤春向恨别过渡，故而“柔情别绪”四字的安排也就是相当巧妙而颇具匠心的了。
这首词的下片更为精采。前几句，作者紧紧抓住“湘春夜月”的景色特点，将深沉的离愁别恨熔铸进去，造成了动人的艺术效果：“空樽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惟是有、一波湘水，摇荡湘云。”这个境界是由众多形象构筑起来的一个整体，七宝楼台固不应拆碎，然而，倘求观察得细致，却无妨从局部着眼。
“空樽夜泣”，表示心情的极度忧伤，是一个凝炼警策的句子，其造语则显得老辣，与姜夔《暗香》词里的“翠樽易泣”相同。“青山不语”，山峰不会说话，而作者却好像认为它原是会说话的，只是此时此刻无话可说罢了，以这种方式描摹环境的幽静，其艺术效果则更为强烈。
“残照当门”，意谓残月照在门前，门外唯见残月。残月象征离别，正是由于它的情调凄恻。“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等常见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用残月抒写离别之情的艺术表现力了。
“翠玉楼”，即前文“楚乡旅宿”，“惟是有”，同义重叠，起着强调下文的作用，而它以“平去上”的声韵作为引出下文的铺垫，从而使“一波湘水，摇荡湘云”一句更富有诗意，显得更加突出。从“翠玉楼”望去，月色下的湘江，一片朦胧迷茫，水面上只看到隐隐的波光，天空飘动着朵朵浮云，阵阵微风吹来，又将水天“摇荡”在一起了。然而这轻微的摇荡却不能打破“青山不语，残月当门”的静寂，正像“蝉噪林逾静”那样，反倒更增强了这种静寂之感；同时，在静寂之中，“湘春夜月”的景色更显得空灵深邃，它启迪着人们对生活的沉思。
下片的后几句，像上片点出“伤春”一样，又将“恨别”的题旨点明了。“天长梦短，问甚时、重见桃根？”“天”是宇宙，“梦”是人生，“天长梦短”与吴文英在的“春宽梦窄”（《莺啼序》）构思相同，富有哲学意味。如梦的人生既然短暂，离别的愁苦就更使人难耐，于是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急切的希望尽快地“重见桃根”。桃根，出于东晋的《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相传为王献之所作，桃叶是他的妾名。后人经常用桃叶、桃根指代意中人。
结句的“这次第”虽只是一个“点”，分量却是相当沉重的。愁绪扰人，自然产生剪除的意愿，这也是人们的共同心理。然而这首词中，合理的意愿却是用否定方式、喟叹的口吻表达出来的，因为“算人间没个并刀，剪断心上愁痕”，遍寻人间也找不到能够剪断这种愁绪的剪刀。
这首仿乐府诗，写了两个天真活泼的牧童在共同放牧、追逐嬉戏中的喜悦和与牛相依相傍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牛的感情，同时在结尾也表现出作者对于苛税的不满之情。这首诗写景物细致入微，新颖逼真，崇尚写实，抒情含蓄蕴藉，韵味深长。
诗借牧童口吻展开。几个农家孩子同去放牛，他们边放牧边调笑，一边指认着各自的牛：角最弯的是你家的，尾巴没几根毛的是我家的……他们“短笛无腔信口吹”，摇着长鞭，在田头地角赶着牛儿找草吃。太阳落山了，别让牛群跑得太累，近处没有好草，别叫牛群吃不饱。该怎么放牧，这些孩子全知道。牛吃饱了，骑在牛背上唱歌；牛要反刍，就坐在牛身边歇一歇；晚上回到家，还要靠在牛身旁躺一躺。牧牛的孩子与牛有这么深厚的情谊，因为牛是农家宝，垦荒耕种要靠它，牵挽载重也靠它。农民都不感激牛、珍惜牛。农家孩子如此爱牛亲牛，高启非常理解，写来真实可信，情趣盎然。想来，诗人“少年习耕锄”的时候，也是曾有过一段牧牛爱牛的亲身体验的。
倘若诗只写到这里就结束，那内容就失诸单薄了。高启给它安排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末二句由牧牛之乐转为牧牛之忧，揭出农民最大的隐忧来，那就是“输租”。繁重的苛捐杂税，会逼得农民卖牛抵债。这个严峻的现实，甚至在天真烂漫的农家孩子心里，也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最后两句诗，是画龙点睛之笔，足章明志，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这首诗有意不用典，不藻饰，以求得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前八句写牧牛之乐，是欲抑而先扬；后两句点出牧牛之忧，是先扬之后抑。抑扬对比，颇见匠心。诗人要表达对农家的同情和关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鞭挞，捉笔为诗，却不假论辩，而用牧童爱牛亲牛的形象画面来道出，显得不空洞，不枯燥，不说教，小中见大，真切感人，在平实中兼见艺术构思的新颖。
《泛海》这首诗意态潇洒，有一股正义的豪情，表达了王阳明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他主张的“心学”和开创的阳明学派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当时理学家们对于“人”的钳制，解放了一大批人的心灵世界，渐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尚。
诗歌头两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原”说明人世一切的艰难挫折，诗人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如同浮云掠过太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这海上风云变色、巨浪滔天，只要我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这两句诗，充分表现了王守仁坚毅无畏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王守仁的哲学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能达到心灵的纯明境界。
在诗歌的三、四两句中，诗人更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心中此时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说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高僧手持的一种法器），驾着天风，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说到“静”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禅宗高僧惠能有一次听两人辩论说风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却说，都不是，是你们的心在动。王守仁的“心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从《泛海》的创作背景看，《泛海》这首诗体现了诗人洒脱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以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心学时曾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这四字从《泛海》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