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明天又是新的一年。
爆竹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只一盏寒灯独自照着我入眠。
风霜催促着腊月惊快过去,梅花和柳树最先知道春的消息。
看着这些景象心绪翻涌,哪里能做到心中不怅然失意。
注释
除夕:一年最后一天的夜晚。旧岁至此夕而除,次日即新岁,故称。 晋 周处 《风土记》:“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剪灯新话·三山福地志》:“更及一旬,当是除夕,君可于家专待。”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除夕》:“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
镫:同“灯”,指油灯。
怅然:形容因不如意而不痛快的样子。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苏东坡曾说柳宗元的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能做到“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此诗正是这样一首好诗。
诗题点明写作时间是在贬官柳州时期。诗的内容是抒发种柑树的感想。开头用叙事语泛泛写来:“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首句特别点明“手种”和株数,可见诗人对柑树的喜爱和重视。次句用“新”字来形容柑叶的嫩绿,用“遍”字来形容柑叶的繁盛,不仅状物候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而且把诗人逐树观赏、遍览城隅的兴致暗暗点出。
关于自己对柑橘树怀有如此深情的原因,诗人这样说:“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原来他爱柑橘是因为读“楚客”屈原的《橘颂》引起了雅兴,而不是像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那样,想通过种橘来发家致富,给子孙留点财产。(事见《太平御览》果部三引《襄阳记》)心交古贤,寄情橘树,悠然自得,不慕荣利,诗人的心地是很淡泊的。然而透过外表的淡泊,正可以窥见诗人内心的波澜。屈原当年爱橘、怜橘,认为橘树具有“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和“秉德无私”的品质,曾作颂以自勉。今天自己秉德无私,却远谪炎荒,此情此心,无人可表。只有这些不会说话的柑橘树,才是自己的知音。这一联的对偶用反对而不用正对,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分别灌注到两个含意相反的典故中去,既做到形式上的对称,又做到内容上的婉转曲达,并能引起内在的对比联想,读来令人感到深文蕴蔚,余味曲包。
接着,诗人从幼小的柑树,远想到它的开花结实:“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几岁”、“何人”都上承“怜”字来。“怜”之深,所以望之切。由于柑树已经成了诗人身边唯一的知音,所以愈写他对于柑树的怜深望切,就愈能表现出他的高情逸致,表现出他在尽力忘怀世情。这一联用“喷雪”形容柑树开花,下一个“闻”字,把“喷雪”奇观与柑橘花飘香一笔写出,渲染出一种热闹的气氛;用“垂珠”形容累累硕果,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但这毕竟出于想象。从想象回到现实,热闹的气氛恰恰反衬出眼前的孤寂。他不禁向自己的心灵发问道:这幼小的柑橘树究竟要过多久才能开花?将来由谁来摘它的果实?言外之意是:难道自己真的要在这里呆到柑橘开花结果的一天吗?
尾联本可以顺势直道胸臆,抒发感慨,然而诗人仍以平缓的语调故作达观语:“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字面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等到柑树成林的时候,它的果实滋味还能够供养我这个老人的。但这是托词,实际上的意思是感伤自己迁谪时日已久,唯恐延续到黄柑成林,自己还能亲尝。清人姚鼐说:“结句自伤迁谪之久,恐见甘之成林也。而托词反平缓,故佳。”(《唐宋诗举要》卷五引)
这首诗的整个语调都是平缓的,而在平缓的语调后面,却隐藏着诗人一颗不平静的心。这是形成“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其妙处,借用欧阳修的话来说,叫做:“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全诗言淡意远,韵味深厚。
王勃的这首诗,虽是拟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创新,代表着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风气。
诗写一位采莲女子怀念征夫的感情。诗人选择了傍晚同分采莲归来的特定背景来打写。一开始,诗即写女子采莲归来、绿水荡漾,沾湿了她的衣裳,又杂和着荷花的清香。这是女子经过一番采莲劳动的形象。这时,秋风吹起浪涛,野鸭和大雁受惊而高飞,也触动了采莲女的内心情感。这句写景有“兴”的意味。下面四句,接写这位年青漂亮,服饰华丽的女子,轻轻地摇着精美的画舫随波而下,极目眺望无边无际覆盖着绿叶的岛屿和开放着荷花的水潭,耳中听着远处传来的江上渔歌、吴越小曲。这些所见所闻,都惹起了她的相思苦恨,“相思”二字就是全诗的旨意。接着又用四句点明相思的由来,是因为岁月流逝,而出塞的征夫至今尚未归来,思妇在水上采莲,消磨时光,感到孤独寂寞;现在到了傍晚时分,她独自归来。触景生情,因而心中产生了思远的情怀。“今已暮”三宇,呼应首句的“归”字,表明这首诗所写的是采莲女子日暮归来时的相思之情。继而诗又探入一层,写思妇的品质。尽管傍晚采莲归来,独宿空床的生活令人难以煎熬,但采莲女还是忠贞于她们的爱情,坚持自已的操守,“那必尽娼家”,用反问句式,谓女子并没有都沦落为娼女,意即她自己决不会因为亲人远戍而变心。不仅不会变心,相反,比别人还要坚定。“官道”二句以疑问的口气,将采莲女和采桑女加以比较对照,认为前者比后者在爱情上更加忠诚,这其实是诗中思妇的自我表白。“城南把桑”系用汉乐府典故,《陌上桑》里的女子浪敷,是一个忠实于爱精的典型形象。此诗里的采莲女自云对丈夫的感情超过浪敷,可见,她对爱情是多么执着。
从“莲花复莲花”到“还羞北海雁书迟”,主要是咏物写人,抒发思妇的离愁别恨。江上莲花朵朵,莲叶田田,花叶纷披,十分稠密。荷叶的翠绿色,比不上女于的禅娟蛾眉;鲜红娇艳的荷花,也只能差可与女子红润的脸庞相比美。这几句由纯为写物转到以物比人,着重突出女子的年青貌美,从而唤起她的离恨。“佳人不在兹,帐望别离时。”尽管江上环境很优美,自己也是韶华容颜,但因为征夫远在塞外,她惆怅地遥望那别离的地方,回忆当初难分难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悲作之感,转而咏物。“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牵动荷花,喜爱它们并蒂开放;折断莲藕,喜爱它们丝丝相连的缠绵形象。这两句寓情于物,借白藕的丝丝相连,荷花的同根并蒂,表达思妇征夫的柔情蜜意。今天,当日的两情依依己经无处可以寻找了。虽然物态还如同过去一样,但在思妇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片生长得很茂盛的荷花荷叶而已,想到这里,不禁无限伤情。自己为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到头来则长期为离愁别恨所折磨。“西津交佩解”,用晋葛洪《神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江边遇到两位神女,十分爱慕她们,神女解下玉佩以相赠的故事。这句意谓采莲女过去曾与征夫以身相许,而毫无悔恨。“北海雁书”,用汉班固《汉书·李广苏武传》中苏武北海牧羊,雁足传书的典故。此句则谓征夫在边塞上,久无书信,不免使女子产生担心和怀疑。这种忆昔伤今之情,归结到底,表现了采莲女深沉的相思情怀。这一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反反复复地交错写来,对于女子的“相思苦”确实写得很深刻,富有感染力。
从“采莲歌有节”到篇末,诗情再作转换和深化。本来,采莲女己经在日暮时分归来了,这里则写她夜间又到江上采莲。她一边采莲,一边有节奏地唱着采莲曲。夜间江上的景象和白天大不一样。傍晚,吹起了秋风,此时更是凉风萧瑟。高远的天空里,一轮明月伴随着采莲女来往徘徊,清淡的光辉照耀着江水,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冷月,传达出了采莲女深沉的枨触,再一次表达了她的“相思苦”的情怀。这里完全是寓情于景,没有从正面写情语。它与上文写其“采莲归”来时的情感,对照起来加以体会,颇得详略映衬之妙。采莲女在江上来往采莲,遇到了其他夜间出来采莲的吴娃越女,她们都打扮得很娇艳美丽。姐妹们相见,互致问候,都探问从这条寒江到达征夫所在的关山千里的边塞,究竟是山儿重,水几重。可见,饱受着别离的煎熬、相思的苦恨的女子,不是一个采莲女,而是许许多多日夜辛勤劳动的采莲妇女。这就在前文写采莲女“相思苦”的基础上,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将征夫思妇的普通题材,提高升华为一个富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主题,写得非常深刻,是十分可贵的。
梁、陈以来,《采莲曲》是诗人常用的乐府旧题,大多或摹写水容物态,或描绘采莲女的容貌服饰。特别是在风格上,他们的作品比较浮艳绮靡。王勃的这首诗,虽然抒情主人公同样是采莲女,自然景物的描绘乃至遣词造语,也都明显地受到南朝诗人的影响,但所塑造的伤离恨别,刻骨相思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思妇征夫的主题揭示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则是南朝诗人所无法相比的。王勃在理论上对六朝余风深致不满,而在创作实践上又未能摆脱其影响。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唐诗歌从六朝余风向唐诗刚健爽朗的风格变化发展的轨迹。
王勃以前的诗人拟写此题,都是五言短章,此诗则运用七言,篇幅也比较宏大,表现出初唐七古崇尚铺陈赋写的一般倾向。不过,此诗在“四杰体”七古中抒情性较强,很注意将人物的感情寄寓在客观景物的描写刻画之中,具有强烈抒情效果。诗以七言为基本句式,大量运用五言句,又灵活地参用“三五七”、“三三七”句式,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结体方式,也加强了诗的抒情性。诗中多用蝉联和复沓的形式,更使诗流转圆美,情韵婉扬。诗中“采莲”、“莲叶”、“莲花”、“花”、“叶”等字词多次出现,造成重迭复沓的形式,显然具有南朝民歌《西洲曲》的风味。并且重迭复沓的形式还往往与蝉联方式交织运用,节奏铿锵,音韵和婉。总之,虽然此诗具有叙事诗的骨髓,但它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乃在于抒情。此诗中几个主要表现方法,都对加强其抒情性具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