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这篇散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所废弃，因此摹拟史传笔法。全文一共是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三四段为第二部分，通过毛颖被皇帝重用与抛弃，这样亲疏各别的对比，深刻阐明：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第五段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这篇散文运用语意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第一段，先叙毛颖祖先明际，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属相，次叙敌人月宫、齐东郭馈被害，如同史传叙述先世。第二段借秦始皇大将蒙恬围猎献俘，隐喻聚毛制笔。“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始皇使恬赐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处处双关毛笔。

　　第二部分，第三段写毛笔因有广泛功用，得到人人的喜爱和皇帝的重用。叙毛颖得到宠幸，“与上益狎”的情况，作为下面被抛弃的反衬。第四段，写毛颖因“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而遭皇帝揶揄，并受到“不复召”的冷遇。

　　第三部分，模仿《史记》“太史公曰”评价毛颖的历史功绩，对其遭到疏远抒发感叹。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尖锐地指出：“秦真少恩哉！”篇末点睛，一针见血。

　　这篇文章以事件进行谋篇，三部分紧密联系，一气贯注，但中间峰峦迭起。如毛颖祖先的一支遭覆灭之灾，毛兔家族交了厄运，接着蒙恬将军“载颖而归”，毛颖成了俘虏，不料秦始皇“赐之汤沐”，毛颖得到了封爵，“日见亲宠任事”，情况发生剧变。毛颖的命运由逆境往顺境转化，此后，愈见发达，君臣、国人，无不喜爱，毛颖达到了事业的峰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颖免冠谢皇帝，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便被皇帝弃之不用。这是文章的一大转折，既是寓言的高潮，亦是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带悲剧性的，它犀利而深刻地道破了皇帝的本质。行文至此，本可收束，但“太史公曰”一段议论阐发了寓言的含意，使主题愈益深化。如此转折变化，曲尽其妙。

　　这篇散文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

　　首先，这篇散文的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作为主角，用拟人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宋写，化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为对人物身世的生动描述，寓作者之意于“毛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读者读完全篇，“毛颖”的生动形象仿佛浮现于眼前。散文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其艺术上的可贵之处，首先当推形象之创造。本文即以此构思，激活全篇，使之生动活泼，精彩动人。

　　其次，在表达方法上，文中有对毛颖身世、遭遇的叙述，情节生动、曲折，宛如小说。也有关于兔子，毛笔的知识性说明，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增加见闻。其间还穿插一些神话、传闻，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结尾处仿《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使读者读罢犹不能释手，似有余音不绝于耳。

　　总之，文章是将叙述、说明、议论、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整篇文章既锚落有致，富于变化，又做到章法谨严，进退有度。第三，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自然流畅，语言富创造性。作者在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西汉散文语言的优秀传统， 自然而无堆砌浮艳之风，多用双关语、谐音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使读者在轻松会意的微笑中为作者的机智所折服，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作者圆熟的语言能力，也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