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注释
注释
璇室:美玉装饰的房子。此处指商纣王的荒淫奢靡。
璜溪:在今宝鸡市渭水之滨。相传太公望在此垂钓而得璜玉,故又称璜溪。
浮云句:轻视富贵之意。
偶应句:相传周文王将出猎,使人占卜曰:“将大获,非熊非罴,天遣汝师以佐昌。”果然出猎时遇吕尚于渭水之滨。本句意为偶然间应合 了文王非熊的梦看。
轩裳句:轩为车,裳为衣。轩裳指卿大夫所用的车与衣。本句说当太公官高位贵时,又像本来就拥有它们一样。
《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首联写白居易文学创作时间之长、贡献之大,并为之赞叹。“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诗篇一开始就对白居易的诗作推崇极高,对诗坛上这颗巨星的陨落表示了深切的惋惜之意。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现存白居易诗中最早一首是《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应考习作,作于贞元三年(787),时年十六岁,到会昌六年(846)逝世,时年七十六。其实,据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及五六岁,便学为诗”,则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尚不止六十年。像他这样很小就从事诗歌创作,一生坚持不懈的诗人,在唐代及唐代以前历史上不多见。诗中说“六十年”,满含赞叹之意。特别是以珍珠、美玉来比喻他的诗,不仅对他几十年的创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像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伟大诗人,忽然辞世,叫人万分痛惜。所以下句言“谁教冥路作诗仙?”上一句平平叙起,这一句即以问句承接,其中充满着痛惜的深情,蕴藏着丰富的含义。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老臣的依依不舍之情,自己刚刚即位不久,正要利用万机之暇,来和这位敬仰已久的老诗人切磋诗艺,谁知道竟然来不及见面,就奄然去世了。“谁教”二字,饱含着对突然逝世的惊愕,和对老臣的无限爱惜。另一方面作者也隐然以白居易的知音自命,表现出对其理解和爱护。
中间两联,作者从老诗人的思想性格和诗歌成就两方面评价。“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这一联着重赞扬白居易不计名利、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思想性格。上一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年轻时谒见成名诗人顾况的情景,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诗人一生多次遭贬、坎坷终生的情景,他像浮云一样,飘然不定,但又无处不悠然自得,专心从事诗歌创作。下一句接着说,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到“无为”是自然的规律,以“乐天”为字自勉。“无为”“知足”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李唐王朝极力提倡的思想。
尾联则进一步直接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器重、难以割舍和对白居易去世的无比悲怆之情。这是在颈联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文章已满行人耳”,白居易的诗如风一般流行,与行人形影不离:你只要出行在外,就能听到吟诵白诗的声音。而作者听到吟诵之声,就会牵动起思念白居易的感情,内心充满无比悲伤与哀痛。
此诗为唐宣宗悼念白居易之作。诗中高度概括了白居易的创作历程,尤其用“童子解吟”和“胡儿能唱”,点出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风格及特点,用“已满行人耳”来形象地表明白居易之作品的影响及被欢迎的程度。此外,诗中还流露出作者对白居易之死的惋惜和伤感,这也是其性格和重视文学家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诗中还反映出作者对白居易文学主张的认同。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诗题是“梦后”,诗的重点也是抒发梦后感怀,但诗先从未入梦时写,交代自己的情况,作为梦的背景。首联实写,随手而出,说自己离开朝廷已经很久,安居在故乡。这联很质朴,实话实说,但对后面写梦起了重要作用。唯有“不趁常参久”,与友人离别多日,所以思之切,形诸梦寐;唯有“安眠向旧溪”,满足于现状,才会有下文感叹人生如梦,唯适为安,希望欧阳修富贵不忘贫贱之交的想法。接下去,“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两句,转入“梦后”情景。
这首诗之所以见称于人,主要就在这三四两句,特别是第四句,写景如画,并含不尽之意。一些文学史就以它作为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的范例。
梅尧臣提出这一名论时,他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为例,认为“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梅尧巨这时“安眠向旧溪”,并没有“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然而,他在梦中走过“千里”(在梦中走到京中,见到欧阳修),“五更”时醒来,看到的是屋梁“残月”,听到是满城鸡啼。这种眼前光景与梦境联系起来,就有了说不尽之意。
杜甫《梦李白》中写到梦后时说:“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那是把要说的“意”说了出来(也还含有未尽之意)。这里“残月”二字实际上概括了杜甫那十个字。这里的“一城鸡”与茅店的鸡声不一样,因为那是催人上道,而这里却还在“安眠”之中。但“残月”虽在,而不见故人“颜色”,耳边唯有“一城鸡”声,离情别绪涌上心头。不特如此,“鸡唱”还是催人上朝的信号。《周礼·春官·鸡人》即利用鸡的“夜呼旦,以叫百官,王维诗也说:“绛帻鸡人报晓筹”。梅尧臣“不趁常参久”,在梦回闻鸡时,又会想到“汉殿传声”(《春渚纪闻》语)。所以,这一句不仅写出在“安眠向旧溪”时的梦醒情景,而且寄托着去国(离开京城)、思友之深“意”。
第五句的“往”,指梦中的魂“往”到京城与欧相见,是承“千里梦”而来的。“言犹在”是梦后记忆。杜甫的梦李白,写梦李白来;此诗则写诗人“往”;杜甫对梦中情景描写较多;而此则仅以“言犹在”三字概括过。这是因为两诗所要表现的重点不同,详略自异。梦中“言犹在耳”,顷刻间却只剩下“残月”、鸡声,这使诗人想到“人生如梦”,因之而觉得得失“可齐”之“理”。这就是第六句“浮生理可齐”的含意。关于“人生如梦”,有人斥为消极,但这只是一方面;从身在官场者说,看轻富贵功名之得失,才能保持廉节、操守,因而还是未可厚非的。
最后两句,由梦中与欧阳修相会,想到了现实中的交往。诗用竹林七贤中山涛、王戎来比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当时已擢官翰林学士,因此梅尧臣希望他虽然已处高位,但不要忘记当年朋友之间的交往。诗以听竹禽啼鸣为往日萧散自在、相互脱略形骸的生活的代表,以问句出之,正是深切希望欧阳修莫改初衷,与诗人保持友情,珍惜过去。方回认为末联是说欧阳修已登显贵,要忙于朝政,已经无法享受高眠之适,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山涛保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梅尧臣却希望欧阳修保荐自己,有人认为这样太庸俗了,是贬低了梅尧臣。其实,当时的时代、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梅尧臣原本不是山林隐士,而宋朝制度,官吏考绩又要看保荐者多少。而且,梅尧臣在诗中先说“不趁常参久”,再说到“梦后”的满城鸡声;又说到他对官场得失并不十分介意,然后再微示求助之意,正是老老实实说话。既不是遗世脱俗,也不是汲汲富贵,这样反而表现出梅尧臣的品格。另外,写此诗的那一年八月,梅尧臣返回京城;第二年(1056年,即嘉祐元年)便由欧阳修与赵概的联名奏荐,而得官国子监直讲。
论人必须顾及“全人”,讲诗也必须顾及全诗。如果寻章摘句,再加抑扬,反而会失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