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一个赵国人家里发生了鼠患,到中山讨猫。中山国的人给了他猫。这猫既善于捉老鼠,又善于捉鸡。过了一个多月,老鼠没了,鸡也没了。他的儿子很担心,对他父亲说:“为什么不把猫赶走呢?”他父亲说:“这不是你所懂的事了。我的祸害是老鼠,不在乎有没有鸡。有老鼠,就会偷吃我的粮食,毁坏我的衣服,穿破我的墙壁,啃坏我的用具,我就会饥寒交迫,不是比没有鸡害处更大吗?没有鸡,只不过不吃鸡罢了,距离饥寒交迫还很远,为什么要把那猫赶走呢?”
注释
乞:向人讨,请求。
于:在。
中山:春秋时小国名,在今河北省。
予:给。
善:善于,擅长。
患:祸害,灾难这里做动词。
盍:“何不”的合音,为什么不。
诸:“之乎”的合音。
是:这。
若:你。
穿:穿透,穿过。
垣墉:墙壁。
垣:墙耳:语气词。
焉:是语气助词,所以可以不被翻译。
没有意义的。
病:害处。
弗:不。
已耳:罢了。
去:距离。
远:表示距离。
若之何:固定句式,这里的意思是“为什么要”。
这篇文章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文章首先写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希望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文章词正理直,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入微。
文章第三段为劝说唐太宗不要玩物丧志,便举了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的例子。这两个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美名的皇帝,和唐太宗放到一块儿身份相同,又有些恭维的意思。“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在汉文、晋武下乎?”这是一反问,目的是谲谏太宗。即顾全了皇帝的颜面又指出了其过失,并且词旨剀切,这为说理性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革新六朝浮华无物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作者还是以定国安邦为出发点,希望君主能够听从劝告的。因此在行文上尽量避免直白的语气,换做是委婉含蓄的笔法来写。
文章第三至第十二段列举了十条唐太宗的缺点:
一、迷恋财物:过去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轻用民力:过去视人如伤,现在故劳役者;
三:乐身营欲,追求享受: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以劳人;
四、亲小人,远忠臣:过去“砥砺名节”,“亲爱君子,疏斥小人”,现在“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五、好尚奇珍,贪图玩乐:过去“捐金抵璧,反朴还淳”现在“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奇之作,无时能止”;
六、人思苟免,莫能尽力,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过去“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现在“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七、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过去“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现在“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八、忽略下层民意:过去“君恩下流,臣情上达”,现在“多所忽略”;
九、志在嬉游,荒于政事:过去“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现在“不复专心治道”;
十、劳弊尤甚,奴役百姓:过去“矜育之怀”,现在“疲于徭役”。
以上十条,款款是针对唐太宗失德之处拟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条建议或意见并没有完全将唐太宗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全盘否定。虽然小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要不然太宗皇帝也不会“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了,后来还“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并说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从这些举动上看唐太宗还是听进去了魏征的意见。文中像“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提炼出来可供帝王资政的治世格言。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诗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作者鲁迅以戏谑的笔法,把麦氏描绘成乘云车的“飞仙”,突然降临,而且携着“灵童”。构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的奇异境界。这两句诗,描绘的是麦氏为寻丈夫,突然出现在姚蓬子家的情景。因她是从碧空突然而降的飞仙,所以所带之子,也便为“灵童”。这是取前后形象的一致性,其戏谑的因素也就由此而生。
然而主要的戏谑之笔,还在后两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后两句诗是说,麦氏为寻丈夫穆木天突然来到姚蓬子家,可怜的是这里并没有穆木天,只有姚蓬子,所以还得迎风东奔西逃再去寻找。这是诗篇的本意,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夸张的写法,使之更增加一层趣味。这里的“天子”是用了《穆天子传》中驾八骏之车往昆仑山会西王母的周天子周穆王的故事。由于麦氏要寻的丈夫是“穆木天”,既同于穆王的穆字,又有“天子”的“天”字,就构成了“天子”。“可怜蓬子非天子”两个“子”字恰好相对,中间加一“非”字自然成章,又合事实,遂成自然佳句。
“逃去逃来吸北风”,解释不一,有说是写蓬子,有说是写麦氏。据锡金先生所说当时的情景,应是写麦氏。锡金说,当时的情况是,麦德广到了姚蓬子家以后,不见穆木天,盲然无措,无处投奔,于是向姚蓬子提出请求,暂住他家,一面再去寻找丈夫。但是姚蓬子没有答应,说他自己还要出去借宿,不能留人。结果麦氏只好再出去奔走,所以才有“逃去逃来吸北风”的描写。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诗句是概括的语言,“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顺读下去,似乎“逃去逃来”句的主语是姚蓬子,所以便生歧义。而当时姚蓬子也确有为避战火出去借宿的事。由此歧义,便又引起对“吸北风”的解释。从麦氏来说,找不到穆木天,又不能在姚蓬子家留宿,必然还要出去奔波,在“逃去逃来”之中,自然要喝风了。但从姚蓬子来说,他的外逃借宿也会喝风,况且姚蓬子又长了一对朝天的鼻孔,岂不更要吸风。而从事件本身和整个诗意来看,主要写的是麦德广。诗篇从开始的“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到最后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都是以麦氏为主体。诗题虽然是《赠蓬子》,但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却不是姚蓬子。诗的第三句出现“蓬子”二字;在于说明此地只有蓬子,没有天子,而不是去直接写“蓬子”。因而最后“逃去逃来”句,也就与“蓬子”没有关系。
这首诗虽为戏谑,却反映出“一·二八”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波荡。围绕这个事件,表现出上海闸北地区的惶乱和不安。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16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20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