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上片,从三年贬居生活体验着墨,写对徐守君猷的深厚情谊。开头三句,自嘲劳苦的生活如一场梦,贬居三年,成为他乡的游子。“笑”字一领对偶句,心思全出。接着两句,进深一层,写人生易老天也老。“华发”、“荒园”均是衰老的象征,“搔首”也无可奈何,抗御不住。“赖有”三句,笔锋一转,颂扬徐君猷的功德。值得庆幸的是: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不因喝酒而糊涂误事。我遇到了徐守这样“多情”的人,“好饮无事”的人,“似古人贤守”的人。作者在《遗爱亭记》亦歌颂了徐君猷这些方面的功绩:“知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好一个贤明的太守。最后三句,照应序言“每岁”之笔,岁岁年年登高宴饮,“物华依旧”,情深谊长。
下片,以节传情,以酒寄情。在痛饮中淋漓尽致地一吐为快。酒中多少事,酒中多少诗。开头三句,就点明此次相会宴饮极不平凡。酒逢知己千钟少,“应须烂醉”;此次登高观赏“紫菊茱萸”也不一般,应须“细看重嗅”。此处他点化运用了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句,不露痕迹,且把“烂醉”与“细雨”、“茱萸”的内在联系巧妙地揉和起来了:除祸免灾。接着二句,醉里吐真言,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有“摇落霜风”的物候作证,“有手栽双柳”作证。“来岁”三句,发出深深的祝愿与希冀:“来岁今朝”,我为你西行而饯行,把酒洒满于江口来一个更大的“烂醉”。最后三句,总写徐守君猷的功绩,也是这首词的主题概括:我会和黄州的人,忘不了享受您的“遗爱”,如同痛饮“一江酹酎”的美酒,君子情谊,源远流长。“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遗爱亭记》)
这首词,表面看来,系例行重九登高宴饮之作,实是借题发挥,以节传话,以酒寄情,表达他们那样“惘然”之情和崇敬徐守君猷“相待如骨肉”和“狱草烟深”的功德。正因为酿酒、饮酒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高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活动,唯有酒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的酵酶,唯有酒中人方能领略其中的韵味,所以东坡才写出如此真情实感、意境高超的词章来。
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虽仕途已入顺境,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肃杀的象征,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终止。作者的心情也因为屡次遭贬而郁闷,但他也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应自我反省。这一立意,抒发了作者难有所为的郁闷心情,以及自我超脱的愿望。
这篇赋以“有声之秋”与“无声之秋”的对比作为基本结构框架,精心布局,文势一气贯串而又曲折变化,作者从凄切悲凉的秋声起笔,为下文铺写“有声之秋”蓄势;然后由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写到因人事忧劳而使身心受到戕残,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人生,这是“无声之秋”;最后归结出全篇主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经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无形的秋声写得可见可闻。文章开头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写秋夜西风渐起,触物有声,再用星月皎洁、四无人声加以烘托,一萧瑟幽森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四壁虫声唧唧”收尾,也紧扣住季节的特色。中间两大段用赋体的传统铺陈手法,渲染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凋零,抒写对人事忧劳的悲感,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又转喻祸根在人,发挥了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