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
这是一首景物小诗。作者春天经由宜阳时,因对眼前景物有所感触,即兴抒发了国破山河在、花落鸟空啼的愁绪。
“宜阳城下草萋萋”,作者站立城头观赏景致,只见大片土地荒芜,处处长满了茂盛的野草。接着,一笔便把人们的视野带到了连昌宫和女几山一带:“涧水东流复向西。”太平时期,登上那武后、玄宗曾走过的“玉真路”,不仅可以观看“鸣流走响韵,含笑树头花”的美景,而且也会看到农民利用涧水灌溉的万顷良田,但此时,这里清泠泠的山泉却再没人汲引灌溉,而是任其“东流复向西”了。昔日,这里的香竹、古柳、怪柏、苍松,无处不吸引着众多的游客;而今,且莫说那些,就是红颜吐芳的春花,也早已无人欣赏了。
“芳树无人花自落”,这里强调“无人”二字,便道出了诗人对时代的感慨,说明经过安史之乱,再也无人来此观赏,只能任其自开自落了。“春山一路鸟空啼”,春山一路,不仅使人想象到山花烂漫,鸟语宛转的佳境,但著以“空啼”二字,却成了以乐写哀,以闹衬寂,充分显示了山路的荒寞;这里不仅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游人墨客,而且连耕农、樵夫、村姑都不见了。“自落”和“空啼”相照应,写出了诗人面对大好山河的无限寂寞之感。
鉴赏一首诗可以结合其他同类诗歌进行比较理解。这首诗就与一些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联系起来体会其情感意境。首句可联系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里“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体会其荒凉的特点。第三句和第四句可联系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体会其凄凉冷落的特点。这末二句的“自”和“空”两个字的作用跟杜甫《蜀相》中的“自”和“空”作用是一样的,春色大好,但无人欣赏,其实用乐景写的是哀情,显出山中的宁静,从中透出一丝伤春、凄凉之情。另外,“自”和“落”也让人想起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中感慨春光无限好,却物是人非,满眼苍凉景象的诗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因此不难理解全诗表达了作者面对城破人稀的情景而产生的感世伤怀之情。
李渔《窥词管见》有云:“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诗和词在表现手法上是一致的。这首诗虽然还不能说就做到了“全篇不露秋毫情意”,但句句写景,句句含情,却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诗中虽然写的是绿草、芳树、山泉、鸟语,都是一些宜人之景,却构成一幅暮春景象,渲染一种孤寂、凄凉、愁苦、叹惋的感情,这些景色都是为衬托诗人凄凉的心境服务的,它充分显示了诗人对时代的深沉叹惋。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