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斜月横，疏星炯”是环境描写，烘托出悲凉的氛围，也为下文作铺垫。有漏壶滴水声、霜叶坠落声和秋虫的鸣叫声。衬托秋夜的漫长和寂静，借以表达作者内心的孤寂难平。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双眸未易扃”则可以看出此时作者的状态是心绪不宁，难以入睡的。“双眸未易扃”与“不道秋宵真永”前后呼应，正是作者彻夜难眠，才感到秋夜漫长。

　　结构上，承上启下，与上文的外在环境的凄清相应和，为下文抒壮志未酬和忧国忧民之情作铺垫。

　　“薄酒何曾得醉！”这句话是定语后置句，词人借酒消愁，却不能醉。原因在于他心忧天下。通过“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这些诗句，表达了忧国忧民情，表达了反清复明壮志未酬之情。通过“薄酒何曾得醉”可以看出词人愁之重、深。

　　全词格式工整对仗，上片写景，下片言志。作者秋宵长夜难眠，以酒求醉、求眠不得，其根本原因在于忧国忧民的情怀，作者借“更漏”以抒情怀。本词中写长夜不能入睡，为更漏声所恼。末三句感怀家国身世，更觉情意深挚，含蕴不尽。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起首二句以比兴发端。将自己比作离家千年的辽东鹤，一旦飞回故乡，事事处处都引起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触发起无限伤感的情怀，“辽鹤”用的是《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故乡多少伤心地”，《夷坚二志》作“故人多少伤心事。”

　　“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两句。暗用典故。刘向《列仙传》载：“陵阳子明钓得白鱼，腹中有书。“又，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有句云：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化用旧典，补叙别后多年了无音们。上句似先写对方不寄书，实足从巳方感觉而后得知。下句直说自己久盼情状。盼而“空”是结果”久盼的全过程，便从这个“空”字透露出来，从这个“空”，才回过头来察觉了本是由于对方的“寸书不寄”。词意平实，却蕴思细致，深有韵味。

　　过片又回到眼前，“凭仗寸根，说与凄凉意”。人事变迁，信音辽邈，重来旧处，不见伊人，欲诉无由。东晋王献之有《寸叶歌》三首，其二云：“寸叶复寸叶，寸叶连寸根。寸叶，献之爱妾名，其妹名寸根。姊妹连枝，凭她说与，作者用比曲说如此虽隔一层，也是有死胜无了。“凄凉意”，《夷坚三志》作“相思意”。“凄凉”也好，“相思”也好，都是指多年积蓄未了情。 “凄凉”二字似乎表达得更深一些。有此二字，亦足以道出满腔幽情了。

　　结尾“愁无际”三字，包含了别来至今，荡漾在自己心中的无尽的悲感。“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写黯然销魂之意，将情感推向极致。词人看到她的旧时衣物至今犹在，内心情感无法抑制，除了泫然泪下之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古乐府《东门行》曰：“出东门，不顾归。“”东门”在古典文学中是带有浓厚悲伤色彩和感伤意蕴的送别之所，被赋予“一去不返”的定性。词人在这里化用，足以体现他仿佛认命一般，对于那些离去的人和事不抱任何希冀与期待了。

　　这首词直抒胸臆，虽淡淡写来，亦有深情无限。全篇章法多变，摇曳生姿，起承转合，各具其妙。最妙处当是结句，触物生情，遥应篇首，既绾合全篇，又点透题旨，有语淡情深之余味。

　　此词与《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作于同一时期，其主旨相近，但又侧重于抒发别情和对被频频调动的不满。同时因为是用小令写作，风格也特别含蓄蕴藉，体势既整饬又流美。两年之内，作者因频繁调动而心情十分抑郁，险恶的宦海风波，使作者无法实现恢复中原的壮志。现在又值与友人别离之际，更觉难以为怀。起韵借聚兴感，直中藏曲，表达了作者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

　　起首二句，借聚散兴感，直中藏曲，吐露自己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作者从淳熙三年到五年的短短二年时间内，先后被调动四次，匆匆来往于今江西、湖北等地，简直疲于奔命，来不及有所建树。对此，作者以一切“二年遍历楚山川”作出形象的概括。作者被频繁调动的原因是未加明说，只以“不偶然”来点出隐情，更耐人寻味。“不偶然”，就是必然，作者已经体会出了被频频调动的必然性。迫思以往经历，作者不能不想起，在作者当年“旌旗拥万夫”来归时，南宋统治者立即解除了作者的武装，而已将作者部下的万余义军当作流民疏散安置到推南各州县；作者也不能不想起，此后作者一直没机会担任军事工作，只能滞留在地方官（偶尔也作京官）的位置上，而且常被调来调去，难以安顿和筹划建树。想起这些，作者不能不感到南宋统治者对作者这样一个赤心来归的爱国者的防备和猜忌，也令作者感到特别痛苦和不满。作者曾经自呼为“江南游子”，作者曾经叹息过只能醉吟风月，作者曾经以酒消愁，都是为此。因此，这里的“不偶然”一语，包含无限悲愤。下两句，忽然一转，转到饯别的宴会上来，写作者只愿意和朋友一起为了美丽的风光而畅饮，而不愿让离别的歌曲深化作者的别离之愁。这在章法上，是切合题面。而细味其意，其中仍含着无计可施、只得自我排遣的愁情。意脉似断未断。

　　下片起句，承上文的“酬风月”而来，写饯别处的东湖美景如画，实是表达对于豫章的依依眷恋之情。“绿带”、“青钱”用以状流水、荷叶之貌，涉笔成趣；“萦”字、“点”字，赋活了景物，而又似信手拈来。“春水碧连天”，以夸张的笔触，显示出作者对于此地风光的无比喜爱之倩。结尾两句，想象别后殷切思念朋友的情境，妙在情景交融。尤其是“后夜相思月满船”之语，写境不隔，写情浓郁，简直是妙手偶得的佳句。

　　这首题画词写得生动逼真。上片写画中美景。青青柳丝，赤泥小亭，亭下流水，鹭鹚对浴。下片写荷花与人交相辉映。

　　把物与人融为一体，为全画增添无限情韵。全词意境幽美，工丽新巧。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