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诗人初到凉州，面对黄河、边城的辽阔景象，又耳听着《折杨柳》曲，有感而发，写成了这首表现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羌笛何须怨杨柳”，在这样苍凉 的环境背景下，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又是《折杨柳》，这不禁勾起戍边士兵们的思乡之愁。因为“柳”和“留”谐音，所以古人常常在别离的时候折柳相赠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就提到了行人临别时折柳。这种折柳送别风气在唐朝尤其盛行。士兵们听着哀怨的曲子，内心非常惆怅，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戍边的士兵，只能说，羌笛何必总是吹奏那首哀伤的《折杨柳》曲呢？春风本来就吹不到玉门关里的。既然没有春风又哪里有杨柳来折呢？这句话含有一股怨气，但是又含无可奈何语气，虽然乡愁难耐，但是戍守边防的责任更为重大啊。一个“何须怨”看似宽慰，但是，也曲折表达了那种抱怨，使整首诗的意韵变得更为深远。这里的春风也暗指皇帝，因为皇帝的关怀到达不了这里，所以，玉门关外士兵处境如此的孤危和恶劣。诗人委婉地表达了对皇帝不顾及戍守玉门关边塞士兵的生死，不能体恤边塞士兵的抱怨之情。
本首诗调苍凉悲壮，虽写满抱怨但却并不消极颓废，表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宽广豁达的胸襟。诗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 诗意的表现更有张力。用语委婉精确，表达思想感情恰到好处。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别致。第一、二两节各六句：第一节写别家上路时情景，第二节写途中所见景物及自己主观心情随客观景物之变化而变化的心理活动。“华志”二句自为一节，是前两节的一个小结。“推琴”二句又成一节，似用旁观者口吻结束全诗。这是作者从主观世界中跳出来，故意用客观叙述来“冷处理”，从而让读者于言外去品味诗人内心的苦况。
在第一节中，有两个表时间的虚词与一般讲法有异。一是“仲秋始霜雪”的“始”，作“初”解。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注云：“近人用‘始’字有迟久而后得的意思，此不同。”其说是。诗句译成口语，应该是“刚到仲秋时节就开始出现霜雪了”。另一是“方冬与家别”的“方”，“方冬”，指初入冬，而不是将入冬。这里有个节序的先后问题。“江上”二句写今年寒意来得早，阴历八月就下霜落雪了。这时要出门从军，必须把衣食准备得充足些；偏偏作者因家境困穷，缺乏衣粮；但又不能不动身，只好在冬初辞家远行了。鲍诗的特点就在于平平写起，闲闲引入，看似寻常笔墨，而诗意却亲切感人。此诗正是这种典型写法。于是接下来写五、六两句：寒冷的初冬，已是满目萧条，偏偏又在缺衣少食的经济条件下离乡背井，从后渚动身时内心当然要充满凄怆了。这六句纯以质朴平实的描写来打动读者，遣辞造句，似乎全不着力。这与第二节锤炼字句、刻画景物的写法几乎判若泾渭。但作者却把这两节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乍读时觉得何以一诗之中风格顿异；其实这正是鲍照写诗善于变化，力图用语言的浅显与生涩来对读者施加影响，从而使读者的感受随诗人笔锋而转移的地方。
第二节，“凉埃晦平皋”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把空阔平旷的皋原给掩蔽了，显得模糊晦暗，使作者无法向远处瞻眺。这是陆景。“飞潮隐修樾”者，腾跃的江潮遮住了诗人的视线，两岸修长的树影仿佛都隐没了。这是江景。于是作者乃置身于一片迷茫和惊涛骇浪之中了。吴汝纶以“凉埃”二句比喻世乱，看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者此行的目的是“从军”，而目之所接，身之所经，却是晦暗的前途和惊险的处境，自然会产生来日茫茫吉凶未卜的预感。所以这首诗的景语似乎并非纯客观的描写，而是近于比兴的。所以前人大都认为这一句是作者自喻。“空烟”正在包围着太阳，因此吴汝纶认为这一句“喻世事之变幻”“视升灭”者，眼看着这一簇烟雾忽而升起、忽而消逝之谓。总观这四句景语，还有个动与静相对配合的特点。“凉埃”虽非静态，但比起“飞潮”来，相对地却要静一些；而“孤光”虽在独自徘徊，比起“空烟”的倏尔升起、忽然消灭来，相对地说也算是静态。这就比以纯动与纯静相对照来得空灵生动得多。古人写诗总是在发展中有所前进。鲍照写景，就比谢灵运以前的人进步很多，像这种相对的动与静的配合在鲍照以前的诗人笔下就很少见到。而到了王维，干脆有静无动，只把宏观的壮伟场面如照像一般摄入诗中，其胆识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人，即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也。
四句景语之后，再虚写两句以为收束。“途随前峰远”者，“前蜂”为眼中所见，要达到那里还有一大段路程，作者心里是有数的，所以用了个“远”字。而这一句又含有前路无涯，茫然无所归适之意。“后云”者，指已经被抛在身后的重云叠雾。行人虽已走过了那一段“空烟升灭”的地带，可是那郁积的云层仍压在心头，给自己带来了迷惘与怅恨，所以诗人的思绪仍在追逐着它，从而使内心郁结不释。王夫之以“发心泉笔”四字评价鲍照，“发心”者，心细如发之谓；“泉笔”者，妙笔生花，文思如泉涌之谓。用来形容此诗的中间六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华志”二句写得很吃力。“华志”犹美志，它是鲍照自己创造的词汇。这句是说自已虽有美好的志愿，却被无情的岁月给搅散、打乱了。“惊节”与“驰年”为对文，指使人吃惊的节序变化。这句是说，自己的青春已被令人吃惊的时光给弄得凄惨暗淡，无复当年的蓬勃朝气了。这就把客观上时空的变化和主观上壮志的销磨融成一体，综合地化为无限感慨。诗写到这里，已届尾声，本可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乃变换一个角度，用最后两句收束全篇。
以上所写，从作者离家远行说起，并把旅途所感抽绎出来，全属主观抒情之笔。但在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中却另有一种写法，即把主观抒情的内容用客观口吻给描述出来，宛如借旁观者之口来为抒情主人公说话。鲍照此诗结尾实用此法。在大段的羁旅行役的描写之后，忽然转到弹琴上来。好像作者已结束了旅程，在到达目的地后把所见所思通过弹琴表达出来。这就把直接的主观抒情做了间接的客观处理，前面写的种种思想感情仿佛是事过境迁的一番追溯。但作者并没有把主观抒情部分做纯客观的处理，只是把距离拉开了一点而已。因为从诗意看，弹琴者仍是作者本人。这末二句说，作者把一腔心事通过琴音来表达，但弹到这里，由于过于伤心而弹不下去了，只能推琴三叹，琴声亦如有情，遂因弹琴者之凄怆感慨而戛然中止。这在作者看，这样写可能增加了有余不尽的回味。但这种把笔势宕开的结尾，其艺术效果究竟如何，则仁智所见亦各不相同。如方东树就说：“收句泛意凡语。”认为这样结尾反而弄巧成拙。作者本意原为创新，但衔接得过于突兀，加上这一手法也并不新奇，反倒成为败笔。故方氏之见似亦未可忽视也。
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