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