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译文
译文
绵绵的江水有三千里长,家书一共有十五行。
每行没有其他的言语,只是告诉我要尽早回到故乡。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信之远;“信书十五行”,写信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信书的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信有三千里之遥,而信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信书的分量更显得非捧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信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信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的从信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信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的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的道”突出了“早还乡”是信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后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信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信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信书展开叙述,信中的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信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词上片,以五韵十句四十一字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用不同笔法描绘初夏景象风光。五韵是为五层,在写景上,显示出柳词长于铺陈的特点。开端“淡烟飘薄”用极细致的笔触概写天气晴好的氛围,透出闲雅的情调。次韵“莺花谢、清和院落”,词人转而择取庭院中“莺花谢”这一标志春已去、夏来临的典型景物来点明时令的变换,又用“清和”二字来泛写院中的初夏气象,并暗示出词人此刻平和的心境。第三韵词人的视线集中到院落中那棵荫荫的大树,翠绿的“树阴”,像篷帐一样覆盖出浓荫的“密叶”,描绘了初夏万物生发的旺盛的生命活力。接着词人由地面的浓荫写到了天空的浮云,“麦秋”时节雨后的天气显得特别地明朗清新,而空中的云朵不时变换着形状,像“奇”异的山峰“倚”在“寥廓”的天空上,在词人的笔下,游动的云而能“倚”,可谓是神奇的自然景观,阔大、辽远、壮观,给人以一种舒朗畅快的感觉。在对自然景象描写之后,第五韵转入对院外具体景物的状写,“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二句使词情达到欢乐的高潮。暖暧的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池塘,池塘里已长满了新鲜明绿的萍草,映着波光在水中飘摇,还有那活泼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向人们展示它们愉悦的心情。“银”字给池塘披上了一层光亮的外衣,大大渲染了气氛;“暖”字和“新”字,不仅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喜悦,更使画面形成清新的暖色调;“涨”字和“跃”字,又写尽了万物生机的勃发之象,词人面对此大好景色的欣喜兴奋也就不言而喻了。
“想端忧多暇”三句用于上片结尾,在绘景之后,以领字“想”引出,转入抒发感想,自然、流畅。此典见于谢庄《月赋》,原意是说曹植因丧友忧愁郁闷,无心观赏夏日美景,以致使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词人反用此典,惋惜曹植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景色空自忧伤。而自己绝不会如此,借以表达面对美景时的舒畅心情。
过片首韵共四句,连用三典。“铄石天高”二句,“ 铄石 ”、“流金”见于《准南子·诠言》。词人用以形容夏日天气炎热的程度,已到了可使金石熔化的地步。这也使得接下的二句“楚榭光风转惠,披襟处、波翻翠幕”更有意义,如此的炎热之际,能有阵阵轻风拂面,必然十分惬意。于是词人先以《楚辞·招魂》中“光风转蕙”一句写夏日晴风带来的美景,再接以《风赋》中楚王游于兰台披襟迎风之典,写出了“披襟处、波翻翠幕”之句,楚王“披襟”之后而赞“快哉此风”,词人敞开衣襟之后,迎风之快感,不必明言而自在其中,更何况词人还配以夏风拂水“波翻翠幕”的美景。
这时,词人的兴致更高了,不由产生了“以文会友”的雅兴,“以文会友”出典于《论语》,原文“以文会友”的目的在于“以友辅仁”,而柳永用来,只以之表现文友相聚的欢乐,所以他兴致勃勃,来一番,“沉李浮瓜”的消夏游宴,此处又用了曹丕消夏宴游的典故,不过,曹丕之“浮甘瓜”、“沉朱李”是在伤痛中忆旧的欢会,柳永却只取其欢会之意,与上句“以文会友”相连,极好地表达了作为一个文人的清雅及情趣。但此次,柳永与友人间不是次庸俗的宴饮玩乐,这从“忍轻诺”三字可以看出,老子曰:“轻诺必寡信”,柳永在“轻诺”前先用一个“忍”字,强调了朋友间的信任,在“以文会友”二句中,三个典故一起连用,一气呵成,浑然有如一体。结拍“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欢情达到了最高潮,全词也就定格于此。结尾“尽成欢乐”四字,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通过一连七个典故的运用,词人一步一步表情达意,恰如其分,不仅使词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展延,而且这些化用还极有助于此词古雅格调的形成。再有,此词之七处用典,除《月赋》“陈王”一典需检视原作稍嫌费解之外,其余六处都可以说达到了《颜氏家训》所说“用事不使人觉”的境地。故而用典虽多,却并没有影响全词明快畅达的总体风格。
此词描写夏景及消夏宴饮的欢乐,在《乐章集》中是一首较为特别的词,也是一首值得称道的词。特殊之处也即为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从描绘的景象看,此词描绘的是初夏的自然风光和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取代了柳词中常见的或旷远萧瑟或衰败冷清的秋之暮景。
第二,从抒发的情感看,此词没有柳词中常见的那种或浓重、或隐幽之愁绪,代之以轻快的笔调,抒写出愉悦的心境。在《乐章集》中,似此词这般闲雅欢娱的情调是不多见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从词的下片“别馆清闲”一语和末韵“尽成欢乐”一语的明白表述可以看出,从词的上片的绘景中,也可想见词人舒畅的心情;更有陈王“是日”、楚王“披襟”、曾子“以文会友”、曹丕“沉李浮瓜”诸典故的明示暗言,使全词充溢着闲雅欢娱的情绪。
第三,从抒写的手法看,此词除上片之景语与下片直叙欢宴外,使用了一连串的典故,用典之多在柳词中十分少见,用典中有反用又有正用,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典故的运用能够做到“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张炎《词源》),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词人要表达的感情。
第四,从所用的语言及表现出的情调看,这是一首颇具豪气、绝不涉及艳情的极其雅致的典型的文人词。不仅典故的运用使词显得古雅,而且“披襟”的动作表现出词人的疏放,“以文会友”的举止表现出作为文人所特有的情雅。在语气上,“岂须河朔”的“岂须”二字,“但尊前随分”的“但”字,表现出其消夏的兴致和天性中的那种不拘的豪气。末韵“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略微透露出柳永喜好艳情的本性,但对于整首词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审美的角度看,柳永叙写羁旅愁思与男女情爱的作品,大多写得缠绵悱恻,具有阴柔之美;而此词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阳刚之气的。
首联点出友人在之前的来信中讲了很多有关衡阳这个地方不好的牢骚话,表示难以忍受衡阳这个地方。诗人回信后告诉他不要这样悲观地想。秋来雁至,正好可借雁寄语。
颔联写出柳州地形复杂,气候炎热,若拿柳州与衡阳相比,环境更难以忍受,然而诗人自己都已经适应了,那么友人就不应该再有不满的情绪了。
颈联写衡阳一带美好的景色,对偶工整,色泽明丽,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尾联诗人引用典故,劝勉友人,回应了前文,让人顿感诗意浑成。
此诗内含悲情而意悠境远,首联的“为报秋亲雁几行”和尾联的“还将远意问潇湘”,均有高朗舒畅、风情摇曳之致。前四句是接来书后对柳州居地的“报”,后四句是因思念友人而对衡州一地的“问”,一“报”一“问”,正好将全诗绾合起来,最能见出作者的作意及其在句法、结构安排上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