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芭蕉,叶子很大而空,承接雨点时会有声响,因雨点的快慢疏密而发出不同的声响,没有差错。但蕉叶哪里有声音,它是借助雨点才发出声音的。雨点不落在蕉叶上,那么蕉也只是默默地静静地栽种在那里;蕉叶不空,雨点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蕉叶与雨点本来就是相互起作用的。蕉叶是静,雨点是动,动的雨点与静的蕉叶相碰撞而发出声响。声响又是能够进入耳朵的。等到耳朵接受了雨打芭蕉之声,人们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来摹拟这种声响,觉得它像僧人在佛堂诵经,像捕鱼人驱鱼时用木棒敲船的声响,如珍珠倾泻,如骏马奔腾,至于将听到的声音想像成什么,那又属于听者的佳妙了。长洲人胡日之把芭蕉种在庭院来等着下雨,以“听蕉”为别号,这样看来他对动与静的机理应该有所领悟了吧?
注释
不忒:没有差错。
假:借。
相能:亲和,谐调。
戛摩:碰击,摩擦。
迨:同“逮”,等到。
匝匝㴙㴙:包括后文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都是叠用象声词,用以表现雨打芭蕉的各种声响。
㴙,滴水。
渔:打鱼人。
榔:捕鱼时用以敲船惊鱼的长木条。
骧:奔驰。
长洲:旧县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胡日之:作者同乡友。
芭蕉在传统文化中常常象征着典雅高贵,而“雨打芭蕉”作为一种富于韵味的自然情景,又往往被古代的文人墨客渲染成极具音乐美的篇章。作者在听到雨打蕉叶的时候,有感而发,创作了此文。
这篇文让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象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让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让中很容易发可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可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明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让。这乐让的形式在文让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可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让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可。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象,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