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折下美丽的花枝,不觉又怨恨起花枝,原来打算花开时我们一起赏花共饮,谁知花开后情人一去不返不见踪影。
害怕相思折磨自己,相思之情却早愁人,到相思时却事无办法摆脱它,心中稍稍平静眉头又露几分。
注释
准拟:打算,约定。
人共卮:指饮酒定婚。卮,古代盛酒器。
辞:躲避。
丝:丝与“思”谐音,以双关语既形眉态,又表心绪。
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俞彦所在的明末之际,复古之风盛行,作者也“信而好古”、“时一效颦”,这首小令便是创作于这个时期。由于身世际遇波折,在爱情词在如画的意境中暗含着凄清苦境,隐隐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
此词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相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相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相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相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相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孟浩然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评价),故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首《舟中晓望》,就记录着他约在开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实地登览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乐于表现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时的旅途况味。
船在拂晓时扬帆出发,一天的旅途生活又开始了。“挂席东南望”,开篇就揭出“望”字,可见情切。诗人大约又一次领略了“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诗人似乎望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望见,因为水程尚远,况且天刚破晓。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国——遥”这五个平常的字构成的诗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忍耐些,抓紧赶路吧。第二联写水程,承前联“水国遥”来。“争利涉”以一个“争”字表现出心情迫切、兴致勃勃,而“来往接风潮”则以一个“接”字表现出一个常与波涛为伍的旅人的安定与愉悦感,跟上句相连,便有乘风破浪之势。
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联于是转出一问一答来。这其实是诗人自问自答:“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这里遥应篇首“东南望”,点出天台山,于是首联何所望,次联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台山是东南名山,石桥尤为胜迹。这一联初读似口头常语,无多少诗味。然而只要联想到这些关于名山胜迹的奇妙传说,就会体味到“天台访石桥”一句话中微带兴奋与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诗的意味就在无字处,在诗人出语时的神情风采之中。
正因为诗人是这样陶然神往,眼前出现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个动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在诗人的想象中,映红天际的不是朝霞,而当是山石发出的异彩。这想象虽绚丽,然而语言省净,表现朴质,没有用一个精美的字面,体现了孟诗“当巧不巧”的特点。尾联虽承“天台”而来,却又紧紧关合篇首。“坐看”照应“望”字,但表情有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望”比较着意,而且不一定能“见”,有张望寻求的意味。而“看”则比较随意,与“见”字常常相联,“坐看霞色晓”,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可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诗人那么猜想罢了。如果说首句由“望”引起的悬念到此已了结,那么“疑”字显然又引起新的悬念,使篇中无余字而篇外有余韵,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有兴味贯串全篇。从声律角度看,此诗是五言律诗(平仄全合),然而通体散行,中两联不作骈偶。这当然与近体诗刚刚完成,去古未远,声律尚宽有关;同时未尝不出于内容的要求。这样,它既有音乐美,又洒脱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