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第一、二句，将心比心，现身说法来谈浴佛的生理效果，只有“自净”才能彼净。这一富有哲理的佛学思想，显示出苏轼天涯沦落不沉沦的勇气。“汗流”代指污垢除尽，“呀气”代指浊气被完全清除，所以苏轼感到浴佛是特别舒适的。
第三、四句，进深一层，借“寄语澡浴人”之机肉身游戏，摒除杂念，心不散乱，专注一境，抒发了苏轼运用佛学思想来游戏人生，以娱身心。其心理平衡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苏轼也常得趣于某事或懂得其中奥妙而以游戏出之。
最后三句，近乎一种呼喊：径直洗吧！径直洗吧！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洗荣辱”，更重要的是为了冲刷人间众生的一切苦难，这正是苏轼要做一个“清净人”“肉身”而游戏三昧的真谛。
全词侧重于浴佛的效果及其心理探索，所表述的思想意义全在于苏轼的“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分世界”的宇宙观和“得于自然，游戏三昧”的人生观。正因为“居士本来无垢”，所以苏轼才有资格喊出“俯为人间一切”的人道主义呼声。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随着演奏或歌唱的进行，它也随之消失在茫茫太空。古人为了表达把优美动人的音乐“留住”的意愿，就有了“余音绕梁”的神话故事：《列子·汤问》中说“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然而白朴的《驻马听·吹》这首小令却为读者“录”下了一段历数百年而不息的笛曲，使人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支笛曲的荡气回肠、悠扬嘹亮的旋律。
“驻马听”是这首小令的曲牌。这首小令起句别致，先以比喻描绘其声，再言其声缘于何物，作品基调奇特、浓烈。以“霜天沙漠，鹧鸪风里欲偏斜”比喻乐声的意境及其使闻者动情的魅力。“一声吹落江楼月”，以夸张手法引出想象的世界，曲终而意韵不绝。“梅花惊作黄昏雪”，满树梅花竟然闻笛声而惊落，飘飘洒洒如黄昏时的雪花。笛声使梅花有了人的情感，形象地显现了乐声的艺术魅力。
这首小令，通过对笛声的描绘表现了吹笛人的高超演技。作者运用通感的手法，借助想象和比喻，立体地再现了悠扬清雅的笛曲。这笛声可听——“裂石穿云”“清更洁”；这笛声可见——从苍凉、悠远、凄清的笛声中，读者似乎看到了“霜天”的凄清，“沙漠”的旷远，“鹧鸪”的低回翻飞；这笛声可感——笛声具有“感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使得因为美妙的笛曲遏止的行云把凤凰台都遮住，满树梅花感动得纷纷飘落，化作黄昏的片片飞雪，感到“暗香浮动”送来的阵阵幽香。全曲虽然很短，但却包蕴十分丰富，层次分明而衔接浑成。一、二句写笛声响起，突兀而起，将“裂石穿云”这一异常鲜明而突出的形象比喻突如其来地布陈于读者的面前，“苦调凄金石”的音响效果和“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形象效果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听觉和视觉，高度集中于这支响彻云霄的笛曲上；中间四句写笛曲吹奏，作者用了“霜天”、“沙漠”、“鹧鸪”、“暮云”、“梅花”等视觉形象，让读者通过联想感受笛曲的苍凉、旷远、凄清的意境以及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以凤凰台上箫史、弄玉的历史典故暗示吹奏者具有仙人一般非同凡响的高超技艺；结尾两句写曲终，以极度夸张的“落月”效果收束全篇。在万籁俱寂之中，悠悠笛曲竟将挂在楼头的江月悄悄吹落。月落无声，映衬出笛声的魅力无穷，仿佛世界万物都深深地沉浸于乐声的感动之中。神思绵缈，意境悠远，余音绕梁，完成了对笛声艺术魅力的刻画和渲染。作者在短短的八句中，写出了三个阶段笛声的变化特点：起处的突兀，中间的丰富，结尾的余韵；更以丰富的联想，贴切的比喻，生动的夸张，自然巧妙、毫无斧凿之痕的用典写出了自己对笛曲的独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