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题在杭州望海楼的柱子上的。作者名姓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从中体会到一种复杂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思乡之情，而是作者常年羁旅在外而产生的一种落寞之感。
首句以景起笔，“浙江轻浪去悠悠”，诗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望海楼上向远处眺望，看到了这一场景。在这里，这个叠字“悠悠”下得好，钱塘江的水面悠长而空寂，而诗人的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悠悠”的水波，还是“悠悠”的往事，它们都“去”了，一去不复返，只停留在诗人的记忆里。但是诗人又是如此怀念它们，所以就产生了第二句中所说的“愁”。“望海楼吹望海愁”，有人曾就此句对此诗的作者提出猜想，认为这首诗系郑谷所作，因为第二句中所用的反复手法正是郑诗中常见的。而据笔者考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郑守愚是宜春（今属江西）人，其一生中并未有在余杭（杭州）的经历。但是，这一句所用的手法却是与郑的反复惊人地相似。望海楼上吹来的当然是海风，但在诗人笔下，望海楼上随海风而来的，似有淡淡的忧愁。这个“望海愁”，不仅与“望海楼”谐音，给人以音律反复回环之感，而且“望海”之愁，意蕴深远，含蓄蕴藉。望海时到底引发了什么愁绪？这里诗人没有说，但后二句中却有很明显的答案。
第三句笔锋陡然一转，“莫怪乡心随魄断”，“乡心”即思乡之心，“乡心”断即谓诗人已不再思乡，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在第四句中给出了答案。“十年为客在他州”，原来诗人已在杭州作客十年，十年不得回乡，对故乡早已淡忘，因此是“乡心随魄断”。故乡在诗人心中早已成为远方天际的浮云了啊。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愁”呢？答案就在三四两句中。这其实是诗人“说话的艺术”。“乡心随魄断”是真的已断乡心了吗？很明显不是的，若是则诗人也不必生愁。但诗人偏说：我的乡心早已断结了，因为我远在异乡时间已经太长了。看似豁达，实则倍加思乡！其字字皆从千百回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由此看来，诗人不是“乡心断”，而是“乡心甚深”，以致随魄皆断。这里注意这个“随魄”。如若诗人果真已将故乡忘却，那么他为什么要“断魄”呢？为什么要生愁呢？所以说这是曲笔言愁，而余味悠长。如果诗人一味说“我如何如何思乡啊！”，非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情感的表达，其情感并不直接用语言叙述出，而是让大家在读完全诗中体味出。第二句中“望海楼”“望海愁”交错复沓，声音婉转，而意在突出“望海”，进而引出诗人所表达的“愁”。晚唐的诗风自李义山已渐趋朦胧，而这首诗在朦胧中又有明确的情感，让人回味无穷，无疑是一首上品的佳作。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这首诗作者采用乐府旧题写作，充分反映途中的艰辛情状和胸间的忠愤，慷慨悲凉。《文选》李善注，这首诗以四句为一解，合九解成一篇。
首解四句写登程。下笔就写“朝发”、“暮宿”，是记实，也见出受命北去时行程的迅急：早晨刚出都城北门——广莫门，日暮已到了大河之北、丹水的发源地——丹水山，进入并州境内。这里，诗人用夸张笔法渲染出行色的匆忙，也透露了他急于赴国难的心情。接着写出自己两手所持的是像古代繁弱、龙渊那样的名弓宝剑；而“弯”（开弓）、“挥”两个富动态性的词，既说明他是行进在“胡寇塞路”的险境之中，随时都需要用武，也足以显现出作者一往无前的英武气概。
次解写恋阙心情。作者年轻时（作诗时也只三十六岁）正处西晋初期的安定阶段，在繁华的洛阳城里，他也曾有过诗酒从容、文友会聚的一段优游生活。洛阳城里巍峨的宫阙，是过去国家安定隆盛的标志，也是他前阶段优游生活的见证。自经变乱，现在已到了“国已不国”的地步。往事成尘，归来无日。这使他心情上不能不有所留恋，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为“顾瞻”长“望”。望中最瞩目的是宫阙，是“俯仰御飞轩”。这句意思应是说，宫中廊宇高低，远望宛如急行中车辆的起伏。作者心目中，这时已经把静态中的宫中廊宇和身边行进中车辆的动态混而为一了。抚今思昔，不自禁“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三解写途中小憩。京都已落在遥远的后方，现在系马、解鞍的所在是荒寂的高山头、长松下，入耳的只有秋末的烈烈悲风和泠泠涧流的声响。这四句用了音韵谐协的偶句，着力烘染出一幅秋山穷旅图。
四解写小憩中的心情。与熟悉的京都和那里的人挥手长辞了，黯然无言，惟余哽咽。甚至空中的浮云也凝定不流，飞鸟也回旋不去。耳目所接，竟如天地万物都在助人兴悲。后两句写境，却更增强情的抒发。
五解继写一时心中所想。这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是离家日远，前路茫茫，境地险恶，存亡未卜。在这穷荒山林中，慷慨激昂，也是徒然，只有抱膝独坐，思绪紊乱，五内如焚。这是作者胸怀、心情的真实表白。
六解写当前困境。身处穷林，惟与麋鹿、猿猴为伍。资粮乏绝，无以充饥。看看麋鹿、猿猴还有野草、山果果腹，可以游戏自得，实在令人自叹不如。经此映衬，愈见出人的困窘不堪。这解和四解一样，都叠用两个“我”字，产生了对面倾诉的亲切感。
七解写困境中的自慰、自奋。作者深知重任在身，不容徬徨，终于重提辔缰，号召部下继续前行；同时，也在绝岩中，聊自吟咏舒啸，稍畅胸怀。他的重行振作，是由于在所承受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若干支撑力量：自己当前的处境，正是古人也曾慨叹的“世衰道微”的时世；孔子在陈绝粮，就曾对弟子子路说过“君子固穷”的话，何况是我辈。他精神上终于获得了宽解。
八解是在自慰、自奋之余，又作转折，写出内心的隐忧：历史上曾有过李陵对匈奴以少击众，最后势穷力屈，过期不得归来，被迫降敌的事。李陵在降敌前也是尽忠竭力了，降敌后亦常怀归志，但汉武帝却不予谅解，反而杀了他的母弟妻子。现在朝廷多事，不暇外顾，自己孤悬一方，后援难继，困窘之情亦与李陵相去不远，不能不对未来抱忧兴叹。
九解是全篇的结尾，也是乐府常见的结束形式。但在此篇，却不是单纯的套用。从上文所写，可见作者前途艰危正多，路也正长，有如他所要歌唱的曲子一样悲而且长。哀怨深沉，实在不忍、也无心重陈了。重陈，只是使自己、也使听者心伤而已。
全诗风格悲壮，语调苍凉，感情真挚，用语简练，鲜明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全篇九解，一气贯注；逐解换韵，声情激越。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辞家赴难、身处穷窘、忠愤填膺的作者的完整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他所处的时乱世危、朝廷不振、凶荒满目的现实环境，有着史的价值。全诗辞旨愀怆悲壮，千载之下，感人犹深。
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汉隐士严子陵的崇敬之情，作品主要对为名缰利索所羁的世人作了形象的刻画。诗人承认自己挣脱不开名缰利索，同时也是不愿为名缰利索所羁。
前两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巨舰”指得是向往财富极力去获取财富的人。“扁舟”指通过结交认识权贵从而获取名利的人。这两句渲染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的多和繁忙。无论是为利，或者是为名，皆是一些向往钱财和权力的唯利是图的人，与隐者严子陵不为名利的高尚品德相违背，从而表现出隐者严子陵不图名利的高尚品格。
后两句“往来有婉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先生德”指严子陵不图名利，在钓台隐居的高尚品德。句中使用了“用典”的手法，引用严子陵过钓台的典故，从而突出严子陵的淡泊不仕的情操。
一二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对三四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起到了反衬作用，并描绘出当时社会追逐名利的现象。
全诗通过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对比道出了诗人自己挣脱不开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同时也是不愿为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所束缚，体现出诗人洁身自好，不图名利的情操。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