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代的君子,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密,他要求别人宽容而简约。严格而周密,所以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宽容而简约,所以人们乐于做好事。
听说古人中有个叫舜的,他的为人,是个仁义的人;寻求舜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君子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仿效那些与舜相同的地方。听说古人中有个叫周公的,他的为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寻求周公所以为周公的道理,对自己要求:“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周公的地方,仿效那些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世(也)没有人能赶上他的;这人就说:“不如舜,不如周公,这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吗?他对别人呢,就说:“那个人,能有这些优点,这就够得上一个善良的人了;能擅长这些事,这就够得上一个有才艺的人了。”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就他的现在表现看,不追究他的过去,提心吊胆地只怕那个人得不到做好事的益处。一件好事容易做到,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但)他对别人,却说:“能有这些,这就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些,这就够了。”(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宽而少吗?
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要求别人全面,要求自己却很少。(对人要求)全面了,所以人们很难做好事;(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的收获就少。自己没有什么优点,(却)说:“我有这点优点,这也就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却)说:“我有这点技能,这也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还没有一点收获就停止了,不也是要求自己的太少了吗?
他对别人,(就)说:“他虽然才能这样,(但)他的为人不值得称赞。他虽然擅长这些,(但)他的本领不值得称赞。”举出他的一点(进行批评),不考虑他其余的十点(怎样),追究他过去(的错误),不考虑他的现在表现,提心吊胆地只怕他人有了名望,这不也是要求别人太全面了吗?
这就叫做不用一般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用圣人那样高的标准要求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在尊重自己。
虽然如此,这样做的人有他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品行,而嫉妒别人的人害怕别人进步。我不止一次的试验过,曾经试着对众人说:“某某是个好人,某某是个好人。”那些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毫不客气地说出反对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反对的颜色。又曾经对众人说:“某某不是好人,某某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出表示赞成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高兴的颜色。
所以,事情办好了,诽谤也就跟着来了,声望提高了,诬蔑也随着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个世上,希望名誉昭著,道德畅行,真难了。
身居高位而将要有作为的人,如果得到我所说的这些道理而牢记住它,大概他的国家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吧。
注释
君子:指旧时贵族阶级士大夫。
责:要求。
彼:指舜。
予:同“余”,我。
去:离开,抛弃。
就:走向,择取。
是人:指上古之君子。
良人:善良的人。
艺人:有才艺的人。
详:周备,全面。
廉:狭窄,范围小。
少:稍微。
已:太。
用:作用,指才能。
闻:名声,声望。
众人:一般人。
望:期待,要求。
虽然:虽然这样。
尝:曾经。
语:告诉。
应:响应,附和。
与:党与,朋友。
畏:畏惧。指害怕他的人。
修:善,美好。
光:光大,昭著。
有作于上:在上位有所作为。
存:记住。
几:庶几,差不多。
理:治理。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德“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动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德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以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结。“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结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动了两德不同的态结。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德“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德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德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动,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德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德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结的比较,还有“应德”与“不应德”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代父送人之新安》设色艳丽,如同画卷,颇有女性的特点。全诗用二幅画面组成。前二句一幅,为告别图,后一句一幅,为江上行舟图。
首句写渡口亭畔,杨柳依依,借物寓情,惜别之心曲不言自明。“碧”字透出光泽感,如画面上的亮色。第二句写友人就要登舟出发了。“酒半酣”一扫离别即愁苦的旧套,陶然、微醺是“酒半酣”带给人的一种佳妙的境界,且于东风吹拂之下更是透露出一种欢快气氛。树下站立着行者与送者,正在作最后的告别,彼此酒已半酣。著“东风”二字,关照上句的柳条,又由此似乎看到人物的衣带轻飏,衬托出酒后陶然之态。作者省略前后内容,单取一个视觉形象,同上句可以配成完整画面。
第三句已转入舟行江上。描写落花,暗借上句“东风”二字,呈现飞舞之态。“万点落花舟一叶”,“万点落花”与“一叶舟”相衬托。似乎是漫天春色,环绕行人,这实在是一个画面的描摹,色彩斑斓,春意无限。尾句“载将春色过江南”,诗人借助想象,行舟江南,一路飞花.无限春色可以一直伴送着父亲的友人,同时也是对行人的美好祝愿。此句利用诗歌表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长处,将眼前景象,无限延展,使诗中情味更浓。同时亦有祈祷行人一路平安欢乐的意思。
全诗三组景象,并非平行排列,而是立体展示,极富层次感。在这几个层次中,景物、事态、情感交错复叠,直扑读者,显示出绝句独有的词显意深、语近情遥的艺术魅力。
《胡笳十八拍》最早见于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相传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札县)人,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生二子。十二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悲愤诗》,五言与骚体各一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
《胡笳十八拍》的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大体相同。关于此诗的真伪问题,向有争论,欲知其详,可参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从诗歌体制来看,与东汉末年的作品有相当距离,且诗歌内容与蔡琰生平亦有若干抵触之处,托名蔡琰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姑从其旧,仍署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管乐器,其音悲凉,后代形制为木管三孔。为什么“胡笳”又是“琴曲”呢?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可知原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了琴曲。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出“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见“干戈日寻兮道路危”等三句)。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女主人公蔡琰,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掳掠西去的。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一拍(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幸(“辛苦”)源于被掳(即所谓“别离”)。
她在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生活上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第三拍),“冰霜凛凛”(第六拍),“原野萧条”(第七拍),流水呜咽(第六拍“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第三拍“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第三拍“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第六拍“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徒,住在临时用草笺、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第六拍“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徒”);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第三拍“鼙鼓喧兮从夜达明”)。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上片写塞外重阳日之景,蓬草联飞,萧瑟荒凉。而此景又不禁触动了离愁与相思,遂追忆当年重阳的往事,惆怅的情怀就更加浓重了。
下片写此时相思之情况。先是写梦断忆梦,梦中的妻子音容宛然,但“一笑”而别,好梦却难留。然后以“凉蝉”、“霜落乌啼”等情景再加渲染烘托,其愁怀难遣,孤寂无助,更为深切动人。
诗人的愁怀难耐、孤寂无聊,在词中场景里,显得更为深切动人。全词语句清丽,用典恰到好处,可谓妙笔之作。
诗的前四句写两家结邻之宜行。首联写两人“平生心迹最相亲”,接着就具体写“相亲”之处。“墙东”、“三径”和“绿杨”,都是有关隐居的典故。这几处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用典非常多,但并不矫揉造作,非常自然适宜。诗人未曾陈述卜邻的愿望,先借古代隐士的典故,对墙东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说明二人心迹相亲,志趣相同,都是希望隐居而不求功名利禄的人,一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情景,“明月”和“绿杨”使人倍感温馨,两人在优美的环境中惬意地散步畅谈,反映了诗人对结邻的美好憧憬。
颔联“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这幽美的境界中,两位挚友——诗人和元八,或闲庭散步,或月下对酌,或池畔观鱼,或柳荫赋诗,恬然陶然,游哉优哉。这两句诗总共十四个字,描绘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启发人展开丰富多彩的想象,体现了对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辞效用,也体现了诗人的语言艺术。
后四句写诗人卜邻之恳切。暂出、定居、终身、后代,衬托复兼层递,步步推进,愈转愈深,把描述的情景带入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一种值得神往的美好状态。这也侧面表现了诗人自己的渴望心情。诗人反问一句,紧追一句,让对方不能不生“实获我心”的同感。不断反问,也是侧面表现诗人的渴盼之情。四句貌似说理,实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计要说服人家接受他的要求,其实是在推心置腹地诉说对朋友的极端的渴慕,语言朴实真挚,推心置腹,表现出殷切而纯真的友情。
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描绘了一幅优美如画的环境,笔力明快,充满诗情画意,读来倍感舒畅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