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房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注释
注释
沛:水多,此为沐浴的意思。
秦川:指陕西、甘肃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
鼎上杯羹弃翁姥:楚汉相争时期,项羽担心长期对峙下去对他不利,于是抓了刘邦的父亲,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炖成肉羹吃,刘邦听说后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即幸分我一杯羹。”
定陶美人:刘邦的宠姬戚夫人是山东定陶人,故称。
中国文人喜欢在说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说,就对项羽、在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在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在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在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在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不,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在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在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提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在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在邦不同,当项羽把在邦他爹绑在王板上,威胁在邦退军时,在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比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在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在、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在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在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在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在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在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在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在、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当暮春三月春光撩人的时分,一个客居异地、卧病床褥、心绪烦乱的女人,纵使梁间双燕呢呢喃喃唱着悦耳的歌儿,帘外鲜艳的蔷薇藉着微风送进阵阵的幽香,在她苦思乡的芳心里,匪特不以婉转的燕语为悦耳,馥郁的花香为怡情;反怪燕儿有意撒娇叫个不休,蔷薇故为招展放散芬芳,特意搅扰她的苦恼烦闷心情似的。非但此也,就是个己的蓬松散乱的发髻,由于病中无力,梳整时也怪它太长了呢。象这样表现技术,岂是不懂女人心理的男子和学识不深的女人所能达到的。
这首诗在李清照雅致、雄浑、怨愤三大类,属于前者。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 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 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 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烧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 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写的时令为“更阑月堕星河转”的拂晓时刻。此词上片写七夕之夜牛郎织女的依恋难舍之绵绵深情;下片写七夕之晨牛郎织女分手后的伤离恨别的心态。全词立意新巧,构思独特。
此词上片写七夕之夜牛郎织女的依恋难舍之绵绵深情。
“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堕星河转。”渲染了牛郎织女此时趋人散的时空气氛:旋风吹,仙车奔,扇云开,面临苍凉环境;时过五更,月落大地,星河转移,逼近分手时光。
“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细腻描绘了牛郎织女如梦初醒、梦魂惊叹、泪涕纵横的神态。“梦”、“晓”二字贯穿上片,颇有“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宋代秦观《鹊桥仙》)的难言倜傥。
下片写七夕之晨牛郎织女分手后的伤离恨别的心态。
“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承上一转,妙笔生灵。纵然一夕相逢,来去匆匆,相会短暂,但是共天久长的仙界的牛郎也好,织女也好,两情久长,岂在朝朝暮暮。生命是永恒的,青春是不衰的。这正是天界令人神往的地方。
“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东坡用了一个顶真手法,透过一层,道出了“天难老”的妙谛和东坡内心难言的余悸:牛郎织女虽然一年只有一次相会时间,但终究比人间美好,人间不值得羡慕,因为人间烦恼太多了,度过一天好像熬过一年那样长久,艰难。最后两句,文彩似乎不浓,却道出了人生的深奥哲理,令人回味。
自古以来,多少文学家,多少文学作品大写特写诸如七夕仙女思凡、下凡,甚至与凡人结为伉俪,生儿育女,白头偕老。东坡一反古今陈说,把天界写得“长共天难老”那么美好,把人间写得“度日如度年”那么艰难。全词立意新巧,构思独特。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