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借景叙情，以烟霞泉石的真淳古淡，反衬出尘世的污浊纷攘，寄托了词人蓄之已久的“尘泥免相浣，梦寐见清颍”的思想情趣。全词语句清新自然，诗意又古朴雅致。全篇自然倾泻，真情实感流露笔端。
上阙起首“滩声荡高壁，秋气静云林”，首先摄入其笔的，是“滩声”之壮，“云林”之静。词人先以滩声之笔，点出了洛阳龙门的特有景色，起到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荡”字为传神之笔，写出了水急声喧的非凡景象。“静云林”也写出了秋日风和、云止林静的特有画面。词人写景，用笔甚简，以短短的二句，包容龙门山水之胜，一动一静，有声有色，相映成趣，其间融进了词人对祖国河山的由衷热爱。下面笔锋陡转，以“回头”一语领起，将远在北面的古都洛阳的“尘土一何深”重重提出，恰与此地明洁的云林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对照的不单一是自然景色，还有关于仕与隐，争竞与安恬，以及对其间苦与乐的观感、评价，都隐寓于中，表达了词人厌弃利名追逐、世俗扰攘的情操。继而，词人又紧扣人事，连用两个典故，来比况其挚友李长源情怀高朗，卓而不群。以以前风景之趣喻人生处世之道，由景道情，极其自然。词人借古人之事对挚友激励，劝勉，宽慰，语意委婉，真情可见。“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二句似承转，由不计较世俗议论得失，转到徜徉山水、怡然自得的心理情态。既写出词人自己的志趣与认识，又用以进劝友人。
上阙由景物推向人事，又从人事兜回景物，终于二者融会于青山一笑之间，转折开合，严谨自然。下阙，自然地转入龙门登览的情状抒写。
龙门胜景，美不胜收。在短小的词篇里，若具体称述，难免顾此失彼。故而，词人于下阙中以一问句发端，运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典故，总说龙门景色的丰富多彩，既补充了词人笔下的画面，回应了上阙首二句，又使词意含蓄蕴藉，耐人回味。如此风光，梦中亦所向往。词人此次与李长源是专程游龙门，用“留眼”字亦表出此处景物极吸引人，大可留连赏览。正由于有上文对龙门景色的渲染作铺垫，所以，下文的抒情自然流出。词人声称要在此酣饮长歌，唤取山花山鸟相伴，欣赏天籁之音，在飞瀑流泉、鸟鸣花放的优美环境中陶冶性情，并感染对方，使其同自己一样远离尘俗，洁身自好。这里一方面表现出词人对和平、安定、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污浊的黑暗现实的否定，同时，也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感情在其身上的体现。末二句写龙门山上泉声泠泠，清美动听，直用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成句，承接自然。
该词在艺术上的特点有三：
其一，巧用对比，笔势连转，利用画面和意绪的多重变换与剪接造成了令人惊艳的效果。写奇景，出奇笔，成奇趣，这也是遗山词的一个重要审美追求。
其二，词境恢宏阔大又自然清新，上阕写龙门山水动人心魄，下阕写山花山鸟又摇曳生姿，雄健中不乏深婉。
其三，多用典故成句但化用无痕，古朴雅致又不失晓畅直白。上阕连用三典，下阕后半直接拈来杜甫诗“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以及左思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用典的密度和力度不逊辛弃疾，但却丝毫不见板滞与晦涩，与词境融合圆美，语如己出。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两句采用对偶的写法，从大处落笔，先描写江上之景，雾霭弥漫，烟云缭绕，再写两岸人家，鳞次栉比，画梁相接，正合乎水仙子的曲牌作法。首句画出一幅天然美景，江面经晴日照射，氤氲荡漾，更显出烟水迷茫之致。次句“两岸人家接画檐”写出了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和繁华富庶的特点。
接着作者又把注意力放到自然景物，“芰荷丛一段秋光淡”的“淡”用得好，把温柔水乡的浓郁春光冲淡了，彷佛有抿去嚣扰的意味，更增添了几许诗意盎然的摇曳之姿。“看沙鸥舞再三”写得是作者张养浩本人闲洒自适得怡然之味。
“卷香风十里珠帘”暗示了其所在的温柔乡之香艳、富丽，和前面的画檐人家相呼应。“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相对，也是水仙子的惯例。而这两句不仅是字面相对，所描述的情景也恰成对应，一方频频召唤，一方倦旅来投。最后一句由客观观察转回主观感受，“爱杀江南”总结心得，既突显主旨，又充分表达了情感。
这首小令在艺术的处理上，能够把远近的景物交错来写，富有变化，江南各种富有特色的景观足以激发起令人心想神往的印象。
这首《水仙子》中最繁华富丽的句子是“两岸人家接画檐”。
该曲中运用了“一”“两”“再三”“十”等数词，集中表现了江南风物明丽隽美的特点。由于选择的数词不同，富于变化，增强了生动活泼的情韵。五句写景由远而近，从大到小，写家人、荷塘、水禽，第六句写远方的船，第七句又村落酒店酒旗，极富条理性和层次感，表达了欢快的格调。
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