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净、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
首联、颔联诗歌描写的是燕雀、蝴蝶、蜘蛛等的动景：夏日昼长，江村风日清丽，屋檐上栖息着许多小燕雀，羽翼都已长成；蝴蝶展翅停在午间的花枝上，在晴朗的天气里，蜘蛛在屋角悠然织已。这里诗人以燕雀、蝴蝶、蜘蛛等动景反衬乡村的清净。
颈联描写月光照射在疏疏落落的帘子上，斜倚枕上，听着潺潺溪水声的景象，月影、溪水动静结合从侧面烘托了夏夜的清静。尾联直抒胸臆：久已花白的头发如今像霜雪一般白了，我现在只想做个樵夫或渔翁过完这一生，充分表达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对乡间生活的由衷赞许。诗人喜欢这种悠闲的生活，希望到老能一直过着这种隐居生活，进而表达了诗人对繁华世界的反感，不与世间相争的高洁。
全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作者选取远离官场的农村夏日景象，通过写燕雀、蝶、蛛已的动来衬托出乡村生活的恬静，使得乡村生活生意盎然，充满情趣；乡村整体的闹，恰恰表明了他们的祥和，表现出农村的“风日清”；而农村的“风日清”正反衬出官场的污浊难耐。“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声”表达作者的心已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心已静极。全诗表现出诗人对月影、溪声的喜爱之情、清闲的心境以及归隐村野、终老乡间的愿望。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闺中少女。前两句写这位少女的居住环境：旭日照到她那有花纹的格子窗棂上，晨光中，微风吹动轻柔的丝质窗帘。“朝日”、“光风”，视野开阔，色调明快；“日照”、“风动”富于动感；从“绮窗”写到“纨罗”，视线由窗外转至窗内。
后两句接写那女子，窗框恰似镜框，从中映出女子的形象。这两句用《诗经·卫风·硕人》的典故：“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蒨”通“倩”，形容样子美好；“犀”，瓠瓜儿的子儿，瓠瓜子又白又长，排列整齐，故用比方长得洁白整齐的牙齿；“蛾”，指蚕蛾细长弯曲的触须，用以比喻女子好看的眉毛。诗人并不从头到脚为那女子画像，而是击中笔力写她富于光彩的笑容与眸光；她甜甜地一笑，露出两排漂亮的牙齿；她秋波流转，扬起一对好看的眉毛。
赏析（一）
该词上片写别情，开头两句写景由近及远：“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这两句词行文结构上的整齐对仗，也为这首词的意境铺开增加了无限的美感。然而，空间上的开阔却和时间上的收缩不同，后两句词人开始交代事件：“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这两句应题说明了送别一事，通过时间上由远及近的对比，借“当年”徐州聚会的热闹气氛与“今日”送别友人的凄清情景作比较，更表现出作者当时的寂寞和失落的悲凉心情。上片营造出的词人送别友人时的矛盾心理，很好地暗示了他与徐君猷的感情之深，于是下片起韵先说道：“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这两句词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语，他深知朋友还不想离去，重阳节后菊花就快开放了，但是由于离别两人无法共赏秋菊，这便是“恨”的由来。此时的词人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对离别伤感断肠，历经人世风霜和厄运的苏东坡此时已经可以笑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仕途上的沉浮进退。人的一生就在俯仰之间，醉酒当歌，及时行乐，这才是把握与朋友短暂相聚的最好办法。所以词人一个“莫恨”便打消了“凄凉南浦”的婉约惆怅，“黄花未吐”“红粉相扶”两处相应的意象，在字面上也通过饱满的暖色色彩渲染了全词的温热的氛围。结尾两句词人点出心意：“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就不用再上山看茱萸了，人生就是转瞬间古今变换了。重阳节本来应该赏菊，还应该遵循旧习俗佩带茱萸香袋以辟邪气、求长寿。此时词人却认为这一切都不必要，人间一切都在俯仰之间，相聚总是短暂的，别离是令人悲伤的，不用拘泥于这些风俗。干脆纵情畅饮一番，直到尽兴酒阑。这种略带凄凉意味的超旷情怀与苏东坡早先写下的众多送别词都不同，这样的情怀也正是词人身处人生最低谷时的真实内心独白。看惯看穿了身边发生的一切，词人以空间上极广、时间上极长、内心极开阔的心理去面对喜乐，面对顺逆，面对一切。
赏析（二）
该词首句写眼前，系实境；次句写远眺，系虚境；第三句由远眺而思忆远方弟弟。“当年”在徐州同游戏马台，“今日”在黄州孤居长江边，于对比中落实心境的“凄凉”。过片以“黄花”点出重九。“莫恨”、“且教”，语似旷达而实含惆怅。结末二句反用杜甫诗意，给全词弥漫上一股浓浓的人生虚无之感。
以“南来数骑，问征尘”二句起笔，写作者对南方形势的关心，所以碰到从南宋来的人就向他询问消息。但询问的结果，却是“江头风恶”，即形势不好。家铉翁北赴之后，南宋流亡小朝廷继续坚持斗争，这里，作者关心的，可能就是这种反元斗争形势。“耿耿”两句，写出作者（也可能包括陈正言在内）的孤忠与气节。“磨不尽”三字，指耿耿孤忠如磐石一般的坚固，同时也包含了他在北方所受的种种磨难。磨难愈重，他的志向就愈加坚定，作者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但因为作者身在北地，远离祖国，其孤忠不被人知，故云“唯有老天知得”。“短棹”五句，则转入对丙子（1276）之难的回忆。这五句所写乃是南宋临安被破的过程，其惨痛之情状，令作者终身难忘铭心。“短棹浮淮，轻毡渡汉”，是写元军南下。元军渡淮，揭开了亡宋战争的序幕；而元军（元人戴毡笠，故这里以“轻毡”称之）渡汉水，则直接导致了临安的陷落。元军在襄樊战役之后，立即潜兵入汉水，水陆并进，与渡淮元军互相呼应，势如破竹，于是在德祐二年正月，兵临临安城下。“回首觚棱泣”是写作者在北赴途中回望京城宫阙而失声痛哭。“觚棱”，即觚稜，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这里代指宫阙。词中“缄书欲上、惊传天外清跸”，指的是这一历史事件。
“清跸”，指皇帝出行时，清道戒严，这里指宋三宫北迁。事变大而迅速，故加“惊”字。大都、临安相距三千余里，故云“天外”。以上这五句，写事变接踵而起，连用“短棹”、“轻毡”、“回首”、“欲上”、“惊传”等语词，语气急促，有倏忽千里之势，作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头的压抑悲怆，历历在目。词的下片写作者被扣留北方后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以及作者慨然面对，毫不动摇的气节风骨。“路人”五句，写作者引苏武自喻。“昔汉家使者”，指苏武，由“路人指示荒台”句看，苏武“曾留行迹”的“荒台”，正在作者眼前。所以，“曾留行迹”，既是写苏武的经历，也是写作者自己遭际。以喻作者与苏武当年处境相同。“我节”两句，是将自与苏武并提并论，苏武持节漠北，最终不改初衷，而作者也同样是“我节君袍雪样明”。家铉翁身处绝域，不变节，不易服，贞如冰雪，故云“雪样明”；其心迹行事，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所以说“俯仰都无愧色”。结处“送子”五句，是送别陈正言的话，意思有两层，一是趁您堂上“慈颜未老”，正可回去与家团圆承欢，并享三径馀乐。“三径”，即指隐居故园，是用蒋诩故事。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归故里，院中辟有三径，只与求仲、羊仲往来。二是表示自己不易其节。这层意思是通过回答故人询问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片赤城之心寓于委婉的言辞之中，虽不是表面上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读来却更令人感慨不已，由衷叹赞。从家铉翁的《则堂集》看，大约凡友朋回南，他送别时总要表达同样的心情。
此词上片虽从眼前现状落笔，但主要还是写对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回忆，多用赋笔的手法，下片则重在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气节。在异域之中送别具有同样遭遇的友人回到也同样为自己所朝思暮想的地方，最容易让人激动感伤。同时也激励他人，作者送别友人，只能依旧在北国羁留，心中的愁苦可谓至深。
然而作者却并未伤悲沉沦，而是以此自励，鼓动起感动天地的忠节气概。这种词，是一般送别词所无法比拟。至今读之，依旧觉其中蕴藏着一种坚如磐石的沉稳和不可征服的坚韧力量，不禁为之掩泣，为之勉励。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