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词前“塞上得家报云秋海棠开矣赋此”寥寥十三个字，如云出岫，把纳兰心中的孤寂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离人在异乡收到了家书，也许一低头便柔肠寸断了。
上片化虚为实，从想象中落笔，写家中“粉墙东”那“娇墉”、“寂寞”的秋海棠经“三夜雨”后，娇艳地开放。秋海棠香艳而多情，想来纳兰每每看见时必会想起心上人。“已分裙衩绿，犹裹泪绡红”，花朵娇红，枝叶青绿，像极了红衫绿裙的美人伫立在粉墙下。许多男人形容女子容貌时都爱说“花似人艳，人比花娇”，似乎很矫情。可真正地爱上，某位女子真正地烙于体的心上时，就会懂得那一低头的风情，似花枝轻摇，又似花露滚落。而纳兰的妻子优雅清丽，一如随风扭动腰肢的秋海棠般娇而不艳。
下片转入追怀往昔，描绘了往日的美好时光和此时“肠欲断”的凄苦之情。一句“曾记鬓边斜落下，半床凉月惺忪”，表现出爱妻在纳兰心中就如梦幻中的仙子。词中写道：明明夜已深，她却不知为何突然醒了，半抬的睡眼惺忪着，白日里摘下的秋海棠仍在鬓边垂着，清冷的月光倾泻半床，好像才从仙境而来的仙子，娇媚慵懒。“旧欢如在梦魂中”，眼前的这一切是真还是假，是实还是虚，恐怕纳兰自己也无法分辨，爱妻的模样早已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旧爱已逝，新欢如何，或许这位续娶的夫人深深地爱着纳兰，看到明媚的花儿开了，赶紧摘一朵垂于鬓下，欢喜地为夫君写去家书，小女儿的情态跃然纸上。海棠还是那枝海裳，可她怎知自己那鬓垂海棠花的模样像极了夫君昔年的旧人。塞外西风呼啸，连着天际的枯黄令离人更加愁苦。词的最后写道：身在塞外，心里却时刻惦念着家中。逝去的时光只能在梦中再相见，而如今早已肝肠寸断，秋风又何必再来滋扰。
通篇以花喻人，以人喻花，拿捏得当，既是极力描写烘托寂寥苦涩之意，也不显得矫揉造作，十分自然。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
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谓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如流水东西永不汇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句理解为“明天就可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谷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已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