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清明扫墓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人们会在寒食节到清明节这几天，祭扫坟茔，慎终追远。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的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下达诏令：将扫墓祭祀活动编入“五礼”，使得清明扫墓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就描写了寒食扫墓的情形。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道尽生离死别的苦痛。

　　黄这组诗紧紧扣住春意茁然发生之意，写得气象勃勃。这里没有凛冽的寒风，没有萧飒的情调，有的只是隐约潜行的春天的倩影。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美好生机的敏感心理，饶有唐韵，清新流丽，情韵悠扬。

　　“闰后阳和腊里回”，是说闰十一月过后，阳和之气便在腊月里提前降临到人间。闰月是古人调整节令农时的手段，闰十一月之后，腊月事实上就是正月。那濛濛的细雨无声地飘洒着，远处的楼台显得缥缈而又恬静。这哪里像是寒冬腊月，分明是春雨。在雨的梳洗滋润中，柳条榆荚都隐隐地透出绿意。“弄颜色”的“弄”字，把榆柳都人格化了。如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把无意识之物写得绰有情致。而且这个“弄”字，有若有若无、闪烁不定的意味。用于生意初萌的柳条榆荚，准确而生动。诗人想到，榆柳都要绿了，雨过天晴之后，暗怕燕子也要飞来了吧。“便暗”二字，是揣测语气，犹“相将见”之意，透露了诗人急切盼望的心理。

　　其二

　　诗人凭借着敏锐的感觉，意识到冰雪即将化去，万物就要萌生，表现出一种无比愉悦的迎春心情。

　　“亭台经雨压尘沙”，描写景物，清新而又明丽。七字四物，亭、台、雨、沙，各得其所。诗人通过一个“压”字，巧妙地把这四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仅写出了雨后亭台清洁明净，而且还使人想起平时尘沙飞扬的情景，也透露出诗人雨后的喜悦心情。“春近登临意气佳”，抒发情怀，字里行间一派喜气。在春天将要到来的时候，在雨后放晴的天气里，诗人来到亭台游览，兴致是多么高，心情是何等愉快。“春近”，点明季节，回扣诗题。“登临”与上句的“亭台”相呼应。经过如此细致安排，最后的“意气佳”则直抒胸臆，把诗人登临赏景的喜悦心情表露无遗，十分自然。

　　后两句写诗人更加喜爱残冬的雪景。“更喜轻寒勒成雪”，承上启下，情景相生，用词颇见凝炼。“更喜”，既是诗意的转折，也是承上面的“意气佳”而来，进一步抒写喜悦的情怀，意脉贯通。由于诗人看到的是一年之末的雪景，甚觉难得，所以他别具匠心下一“勒”字，意在告诉人们这雪是轻寒有意逼“勒”下来的，这种视无情为有情的写法，既为下文作了衬笔，又表现了诗人的惊喜心情。“未春先放一城花”，以雪比花，写冷景却给人以暖和之感，通过生动的比喻、巧妙的联想，把人们带进了春天的世界。以花喻雪，这是诗人们常用的手法，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韩愈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便是实例。不过黄庭坚这句则有自己的特点，它以小见大，化静为动，比喻中含有想象，不仅写出了雪景的美丽，也写出了迎春的喜悦。

　　全诗把景和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诗人“意气佳”也好，“更喜”也好，都是从景中引发出来的；写雨后的亭台也好，写城中的雪景也好，都充满了诗人的喜悦心情。情从景中来，景中也含情。但是，诗人不是静止地写景写情，而是随着自然景色的变换使感情色彩也不断加深，这些都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

　　其三

　　“小雪晴沙不作泥，疏帘红日弄朝晖”，雪后更有佳处，地上不泥泞，潮湿润地，无沙无尘。初日的光辉照射过来，薄薄的竹帘晃动着，光影闪烁，仿佛竹帘在和朝晖嬉戏。又是一个“弄”字，同样流露了诗人欣喜欢悦的情绪。“年华已伴梅梢晚，春色先从草际归”，年光将尽，枝头的梅花也已经调谢了。然而不要紧，因为春色已经从小草的芽尖上，悄悄地归来了。

　　其四

　　“梅英欲尽香无赖”，梅花快要谢尽，清香却还在空气中氤氲荡漾。“香无赖”三字，大有情致。以“无赖”写“香”，并非亵渎，更不是“狂奴”的恶作剧。花谢而香存，似反常，“无赖”有“无端”之意。更重要的是，梅花的清香仿佛含情脉脉，不忍离去。所谓“无赖”，正见其有情。这种细腻而微妙的情趣，非“无赖”二字不足以仿佛。梅香还未散去，草色又已绿，尽管绿色还未均匀遍布，但那是不愁的。“苦竹空将岁寒节”，是说苦竹经冬不凋，颇有岁寒之节。然而春天一到，大地皆绿，苦竹的特立，也就显示不出孤高了。

　　这四首诗初看若散缓，其实亦有章法。诗人是将修辞中的顶针或连环句式放大，前后相连，结成一体。第一首写雨，第二首写雪，第三首写梅，第四首写柳。后面三首，每一首的第一句，都点出前一首诗中的景物，以相连缀，形成了组诗的线型结构。这四首绝句风格恬淡清新，色彩、字面、景物、情绪都是淡淡的，仿佛读散文诗，又仿佛是四帧水墨小景。雨是“小雨”，雪是“小雪”，又是“濛濛”“轻寒”“疏帘”“绿未匀”，笔调空灵而协调。两个“弄”字，一个“无赖”，更使得组诗平添了几分活泼气象。这种闲适冲和的风格，和黄庭坚后日的老气横秋大不一样，却很接近程颐和朱熹这些道学家的风格，这倒是很耐人寻味的。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