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题为《晚景》,写景多运化前人诗词中成句,流转自然一如己出,而创意不足。词中写登楼晚眺,周遭风景在目。
但诗人意不在赏玩秋光,而在问行人归信。不意“青山尽处行人少”,遂只得注目于远近风物。通篇委婉含蓄,耐人寻思。
注释
注释
槎牙:错杂不齐貌。
鸢:俗称鹞鹰。
芙蓉老:荷花凋残。
这支曲子一二两句,对仗工丽,写景如画,点染出一幅清丽无比的秋江图。然而这仅仅是表层,作者还另有深意。作画的颜料是精心选择的,所画的景物是精心选择的,整个环境也是精心选择的。选取“黄”“白”“绿”“红”四种颜料渲染他精心选择的那四种景物,不仅获得了色彩明艳的效果,而且展现了特定的地域和节令。看到“黄芦”“白蘋”“绿杨”“红蓼”相映成趣,就容易联想到江南水乡的大好秋光。而秋天,正是垂钓的黄金季节。让“黄芦”“白蘋”“绿杨”“红蓼”摇曳于“岸边”“渡口”“堤上”“滩头”,这又不仅活画出“渔夫”活动的场所,同时“渔夫”在那些场所里怎样活动,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活动,也不难想象了。
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打鱼为生,固然很不错,但如果只是一个人,就未免孤寂,所以还该有朋友。三四两句,便给那位“渔夫”找来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也是对偶句,却先让步,后转进,有回环流走之妙。为了友谊,虽刎颈也不后悔的朋友叫“刎颈交”。“渔夫”与人无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并不得事。淡泊宁静,毫无机巧之心的朋友叫“忘机友”。对于“渔夫”来说,他最需要这样的朋友,也正好有这样的朋友,令人羡慕。
一二两句写了“岸”、“堤”、“渡口”和“滩头”,意味着那里有江,但毕竟没有正面写江,因而也无法描绘江上景。写“渔夫”应该写出江上景,对此,作者不仅是懂得的,而且懂得什么时候写最适宜。写了“却有忘机友”之后,他便写江上景了。“点秋江白鹭沙鸥”,写景美妙生动。用“秋”字修饰 “江”,点明了季节。一个“点”字,尤其用得好。如果平平淡淡地说,那不过是:江面上有点点鸥鹭。如今变形容词为动词,并且给鸥鹭着色,便出现了白鹭沙鸥点秋江的生动情景。仅就写景而言,这已经够高明了。但更高明之处还在于借景写人。前面写渔夫有“忘机友”,那“忘机友”正是指 “点秋江”的“白鹭沙鸥”。以鸥鹭为友,既表现“渔夫”的高洁,又说明真正的“忘机友”,在人间无法找到。古代诗人往往赞扬鸥鹭“忘机”。正由于他们认为只有鸥鹭才没有“机心”,所以愿与鸥鹭为友。李白就说:“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黄庚的《渔隐》诗,则用“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表现渔夫的高尚品德,正可作为这只曲子的注脚。
结尾点题,点出前面写的并非退隐文人,而是“傲杀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元代社会中的渔夫不可能那样悠闲自在,也未必敢于傲视统治他的“万户侯”。不难看出,这只曲子所写的“渔夫”是理想化了的。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朝的统治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然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干净土。因此,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赞赏那样的“渔夫”,羡慕那样的“渔夫”。说“渔夫”“傲杀人间万户侯”,正表明他鄙视那些“万户侯”。说“渔夫”“不识字”,正是后悔他做了读书识字的文人。古话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在任何黑暗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比“不识字”的渔夫会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更何况在“九儒”仅居“十丐”之上的元代。这句的“傲”字,既有坚决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保持高风亮节之意,又有不愿在宦海中“风波千丈担惊怕”,希图逃世的思想。虽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心灵上的暗影,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之慨。
这首小令语言清丽、风格俊逸,又表达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因而在当时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著名散曲家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碧波中范蠡乘舟》,就是摹拟这首小令的:“碧波中范蠡乘舟。殢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苹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侯。”其中的好几个句子都来自白曲,思想倾向也完全一致。不过所写不是渔夫。而是退隐江湖的官员。
这首诗讲述了坐禅能由定生慧(道心长),净化尘心,解脱烦恼,闻莲花香,入佛国境。由于是心印,所以阐述虽禅门宗派林立,但寸心西方仍为根本的道理。
“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蒲团”是指用蒲草所编造的一种坐具。“莲花”是西方极乐净土中的物象之一,是佛性的象征。传说佛祖降生前,皇宫中池塘里突然盛开了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佛祖修成正果后,坐的座位便被称为“莲花座”。在《观无量寿经》中也提到凡是投生于西方极乐净土的人,首先投生在西方净土的莲花之中,莲花依对佛教的信仰程度次第开放,之后就能看到西方诸佛,聆听佛法。这里的莲花不仅是实景描写,也喻指佛国莲花。作者清心寡欲,端坐于蒲团之上,置身在清香脱俗的恬淡氛围中,诚心礼佛,使心灵归于沉寂,思量佛法的精深与广大,并享受着参禅悟道带给自己心灵超凡的愉悦,一切尘世的忧伤烦恼都在莲花光华中消失殆尽。
“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这是作者礼佛悟道的所得。“八万四千”形容数目很多,这是印度人所常用的一种习惯语,佛经中常见,并非真有八万四千。“方寸”就是心。禅宗四祖谓牛头融禅师云:“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恒沙功德,总在心源。”(《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虽然参悟佛法摆脱烦恼有众多法门,而且法法有别,但是终归要获得心灵的升华和解脱,只要悟得此境,方寸的心田即可证得西方极乐。
词表现了不甘屈服于邪恶势力的美好爱情,表现出不幸命运中心灵的高贵、圣洁,表现出苦难人生中一对情侣的至爱情深,堪称爱情词中的千古绝唱。
全词从上片的悲怆沉痛转向下片的美好期待。心灵升华,笔力不凡,波澜起伏,感人至深。词中用“花”、“月”的形象贯穿而成,既写了“花前月下”的相恋,也写了“花谢月朦胧”的爱情受阻,还写了“花”不尽,月无穷的美好祝愿。随着花月意象所呈示的象征意义的流转,词人情感精神所经历的曲折变化也凸现出来。
起首一句缅怀昔日两人相恋的幸福情境。花前月下相逢,原是良辰美景中的赏心乐事;但句中插入一“暂”字,便暗透出一丝悲意。次句进一步点出恋人隔绝、欢会难再的现实。“苦恨”二字叠下,足见词人痛苦之深重。接下来“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用比兴的手法,喻说爱情受阻的现实。“酒醒”,有“愁醒”之意。“梦断”,喻往事已成空,而“花谢月朦胧”,则见证昔日美好爱情的春花已经衰谢,明月已经黯淡,竟成为情缘中断的象征。“何况”二字,强调好事难成,不仅写恋人隔绝,而词情因之倍加悲怆沉痛。
过片以千钧之力,从悲怆沉痛中陡然振起,将词情升华到一个美好的境界。“花不尽,月无穷”两句是对偶,用比兴:花不尽,是期愿青春长;月无穷,是期愿永远团圆。紧接着,迸出“两心同”,则是坚信情人与自己一样对爱情忠贞不渝。由此可见恋人之间的离别,决非出于心甘情愿,实有难以明言的隐痛,则爱情实为横遭外来势力之摧残可知。衰谢了的春花再度烂漫,而且永远盛开;黯淡了的月亮再度光明,而且永远团圆。这是美丽的幻境,也是美好的期愿,这些要升现词人破碎痛苦的心中,需要的正是“两心同”这种极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对情人无比的爱和最大的信任,是决不可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的。作者《千秋岁》词云“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可以注解“两心同”的深刻意蕴。“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词人把甘为挽回春天即挽回爱情而献身的意愿,寄托结笔这优美的比兴之中。
综上,此词通过叙写一段横遭挫折的爱情,表现了词人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美好期望不断升华的向上精神。宋晁补之评张先曰:“子野韵高”,乃深透之语。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