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打马赎》不见于《宋书·艺文志》，却著入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直斋书录解题》载有《打马赋》一卷，并云：用二十马，今世打马。大约与樗蒱相类，元陶宗仪则把它刻入《说郛》中，到清代其传本有咸丰年间南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光绪年间长沙叶德辉《丽廔丛书》本，俱题为《打马图经》。名称与《直斋书录解题》相异，其原因大概《图经》中有赋，而且赋在《图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致。但不管怎样，它们指的应该是同一本书。伍氏刻本与叶氏本相较，用以叶氏本为胜，而叶氏本则来自于明沈津的《欣赏编》，在其流传过程中据传有格一卷不著作者姓氏，又掺入图式一卷而陶宗仪的《说郛》中却役有，显然后人对其做了增改，在次序上《打马图经》一卷，前为序，序后为《打马赋》。
从结构上看，序文不仅是《打马图经》之序也是《打马赋》的序。在内容上，序文不仅介绍了《打马赋》的创作背，而且总结了打马的体例、经验和方法。《打马赋》则对打马游戏的整个过程作了描述。它们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如龚克昌先生所言：《打马图经序》是打马游戏的经验总结，而《打马赎》则是打马游戏经验的具体实践，两者讲的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因此，只有结合《打马图经·序》和命辞，才能全面正确的理解《打马赋》的内容。
打马是一种博戏，由来已久而南宋尤盛，与其他游戏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且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理不经见；藏酒、樗蒱、双蹙融近渐废绝，选仙、加减、抽关头、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彼能通者少。打马游戏可多人参与，雅而不俗，又能增其智慧，故为李清照所独喜并以打马之戏为赋。作为棋类赋的创作者，她不是第一人，但把打马游戏写入赋中却是第一个，正如她在序中所言：“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打马赋》写打马游戏但却不是作者轻松、自由的游戏之笔。而是寓有深意，这可以从其创作的背景，及题材本身的特性中看出。
这首词写思妇怀人而愁苦不堪。诗词以离愁为主题的作品很多，然而此词却颇有特色，显得标致隽永。
上片描绘足以烘托思妇离愁的景色。
“柳絮风轻，梨花雨细”，起笔这两句都省略了动词谓语，且语序亦倒置，补足还原应为：“风轻飘柳絮，雨细湿梨花。”这里首先借景象点明了时在暮春，此时正值轻轻暖风将柳絮吹向半空乱飞，细细春雨使一枝枝梨花带上亮晶晶的水滴。然而如此大好春光，对于独守空帏的思妇，只能成为她离恨绵绵的反衬，更没有心思去观赏。正如汤显祖《牡丹亭》所写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样。确实如此啊，天亮好久了，可她所住之处，犹然“春阴院落帘垂地”，房门上，挂的绣帘还未卷起，她仍然慵懒地躺在床榻之上。她本来早已醒了，于是半睁惺忪睡眼，情不自禁地从窗棂看出去，只见“碧溪影里小桥横，青帘市上孤烟起”。她终于忍不住要往外看，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横于“春阴院落”不远的“小桥”上。这正是由于她的情郎曾打从桥上而去，归家也必然会打从那桥上而来，所以对于那座小桥她不知望过多少次了，而今晨又忍不住再望了一回。可是这一回仍旧失望，他依然未打从那桥上归来，这真如温庭筠《思帝乡》所写的“惟有阮郎春尽，不归来”。接下去，她再将目光向远处的市镇看去，同样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那晨饮的“孤烟”冉冉升起而已。此处着一“孤”字，又正好是她此时此刻内心感到无比孤寂的写照。
下片抒发思妇对其情郎的蜜意柔情。
过片“镜约”二句，化用了南朝陈徐德言、乐昌公主夫妇及西汉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的有关典故。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尚乐昌公主。陈政衰，徐谓公主曰：“国破，汝必入权豪家。倘情缘未断，尚冀相见乎？”乃破镜各分其半，约他日以元宵日卖于都市，这就是词中“镜约关情”的出处，借此表明思妇对其情郎忠贞不渝，期能重温旧好。又西汉临邛富豪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知琴。时司马相如赴卓宅赴宴，酒酣，操《凤求凰》琴曲以挑之。文君心悦，夜奔相如，驰归成都，结为伉俪。这就是“琴心破睡”的来源，意谓那位思妇回忆起她和情郎的相遇，与相如、文君的结合极其相似，因之越想越觉甜美，竟至使睡意也淡化了。她完全清醒过来以后，才觉晨风吹凉，使得“轻寒漠漠侵鸳被”。当她一眼瞥见被面上绣制的的鸳鸯时，心中又不禁产生了鸳鸯倒永不分离而自己如今却形单影只的慨叹，真是无可奈何！歇拍两句“酒醒霞散脸边红，梦回山蹙眉间翠”，是写思妇起床后整妆时从镜中所看到的自己的形状。她记起昨夜因欲解愁而饮酒的事来，喝得两颊升起了红霞，现在虽然酒意已消，可脸边余红犹在；而刚才她与情郎相遇的美梦，可惜一下就幻灭了，她的有如春山一样翠绿的双眉怎不蹙了又蹙呢！如此以她顾影自怜的行动描写作结，给人留下她不胜相思之愁的印象就更深刻难忘了。
此词写思妇之离情，侧重于对她内心活动过程的揭示；然而全都以景物及其自身的行动烘染之，不仅无概念化、抽象化之弊，且更如小说塑造人物形象那样，颇有浮雕感、立体感的审美效应。此外，词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提炼得绮丽而自然，全词行文畅达得如行云流水。宋人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一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见《词话丛编》第167页）。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