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清初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此诗上六句写雨中景物，末二句写雨际行舟。风狂雨急，故鸣而有声，既过则细若飞丝矣。草不沾污，见雨之微。风虽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将子，记暮春雨。行云湿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杜甫对冒险营运表示担忧。

　　清代杜诗研究家浦起龙《读杜心解》：“望晴之词，祝其止舞而挟子以游，停云而振衣适志，已引动欲归义。乳子本说燕雏，仙衣本说神女，公乃借形挈家归去之志也，运古入化。”

　　当代诗人谢颐城认为仇兆鳌对“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两句的注解有问题，浦起龙“运古入化”的评语也不恰当。他认为杜甫借“舞石”“将乳子”，表示自己将“挈家归去”；借巫山神女的典故“行云莫自湿仙衣”，是提醒自己不能只顾“行云”、游览潇洒，而延误了归程。同时谢颐城认为这首诗最大的毛病是：“舞石”典故用得突兀，不协调。

　　这首诗分三层。开头两句为第一层，诗人说自己疲于驰驱奔波，要移居栖遁。中间六句为第二层，通过描写秋季黄昏时分万籁俱寂的时刻，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微观察和体验，传达了一种极其幽静的意境。最后六句为第三层，描写内容由庄园扩展到更广阔的大自然界，在内容上也由诗人的所见变为所思，由直接观察变为一种印象和体验。这首诗句法清新，结构严谨，写景细致，意境极富韵味。

　　诗题说是因病而告假回乡，诗的首句却说是因为“疲”于官场的奔波而离官的。做官虽是既荣华又富贵，但遇祸乱时便有危险。谢朓一生谨小慎微，今遇朝廷祸乱，自然害怕而想离官还乡。次句写“还园”。“敛性”二字承上启下，由“人世”官场转到“幽蓬”家园，生活环境和自己的地位都变了，原来为追逐名利而混迹俯仰于官场的贪欲邪念，此刻也必须随之而收敛，以适应“幽蓬”新环境。前句“倦”字以示无意于“人世”。下句之“就”，紧承“倦”字，点示“幽蓬”对诗人的无限吸引力。一“倦”一“就”，诗人厌恶“人世”，向往“幽蓬”之情表露无遗。

　　“停琴”以下，全写诗人处身“幽蓬”情景。诗人厌弃“人世”，迁“就”这梦寐以求的“幽蓬”，自然是怡然自得，陶然忘机了。“停琴伫凉月，灭烛听归鸿。凉薰琴暮晰，秋华临夜空”四句全写“幽蓬”月夜。古代，琴是最能表达诗人幽情的，明月则更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停琴”是说，诗人本来是在悠闲地弹琴自娱的，当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时，他立刻为月所迷，而骤停手中之琴，伫立于明月之中。前一“停”字，中一“伫”字，后一“凉”字，传神地活画出诗人凝神忘情见月而痴的神态。唯其“伫”立，故有月“凉”之感。有了月，自然就该灭了烛。灭了烛，能使月光更满，蓬境更幽，因而更能清晰地听到远方传来的归雁的飞鸣。“听归鸿”，不但丝毫无碍于蓬境之幽，而且反有“鸿鸣蓬更幽”之感。诗人从“停琴伫凉月”的夜初，一直玩赏到“秋华临夜空”的深夜，左右不见一人，唯薰草与月光相伴，可见诗人对幽蓬夜月迷恋之深。再细味“停琴”、“凉月”、“灭烛”、“归鸿”、“凉薰”等种种景色，又无不隐约地寄寓着倦于“人世”“疲策”而归“就幽蓬”的诗人自身的倩影。

　　“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由夜转晨，写黎明景色。树叶因露水浓重而低垂，这是黎明所见近景；山崖因凝结的云雾横抹山腰，而看似断折，这是清晨所眺远景。“叶低”、“崖断”，是凭视觉直接看到的；“露密”、“云重”，是据生活知识间接悟到的。见“叶低”、“崖断”而见不出叶之所以低，崖之所以断，却以“叶低”、“崖断”提疑问，以“露密”、“云重”作答疑。以此自问自答，更得黎明朦胧景色之神趣。

　　“折荷葺寒袂，开镜盼衰容”，二句由展转昼。古代隐士常标榜以荷为衣，以象征自己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因清水亦能照见人形，故此句中之“镜”，实指荷塘水面。对镜自见形容憔悴，可知久处“人世”“疲策”，所付出的代价。言外之意是：我早该离开“人世”了。

　　“海暮腾清气，河关秘栖冲”二句，由白昼再转到傍晚。这二句是说：时临傍晚，宽阔的江面雾霭纷纷，河水关山把我的深山居处与外界隔绝了。“秘栖冲”与“就幽蓬”呼应。前句是“就”，是说刚来幽蓬，后句“秘”意在拒绝出山了。

　　末两句“烟衡时未歇，芝兰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随从他们而去。“芝兰”相从“杜衡”，暗合诗题诗人“还园示亲属”之意。

　　全诗十四句。先用粗笔概括交代诗人厌倦并离弃官场，回到自己故乡。再以细笔具体地描写故乡黄昏、月夜、黎明、白昼、再到傍晚的优美、幽静、高洁的景趣，以对比令人厌倦的官场。对官场的污秽不着一字，而其污秽自见于读者的心中。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