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读书人的立身行事独特,符合道义罢了。不理会别人的赞誉或批评的,都是豪杰之士,也是忠实地相不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的人。全家的人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人很少。至于一国一州的人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大概整个天下只有一人罢了。若是到了全世界的人都批评他,仍坚定执行而不迷惑的,则千百年来只有一人罢了。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回头的人。(与他比较),即使光明的日月也不算亮,雄峻的泰山也不算高,宽广的天地也不算能包容。
当殷商要灭亡而周要兴盛时,微子这样的贤人都抱着祭祀的器具离开殷商。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的贤士和诸侯前去进攻殷商,未曾听说有人批评过他们。独有伯夷、叔齐认为他们不该。殷商灭亡后,天下承认周为宗主国,伯夷、叔齐二人独认为吃周的粮食是羞耻的,即使饿死也不后悔。由此说来,他这样做难道是要博取甚么吗?是因为忠实地相不自己的道并且清楚知道自己罢了。
现今的所谓读书人,当有一人称誉他,自以为该得到更高的赞誉。当有一人诋毁他,就自认为自己不行。伯夷偏偏批评圣人(武王,周公)而肯定自己到如此的地步。圣人的行事是万世的标准啊。所以我认为,好像伯夷这样的人,是立身行事独特,穷尽天地,经历万世也不会回头的人啊。虽然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二人,乱臣贼子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后来的世代了。
注释
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叔齐为其弟。姓罗,名允,字公信,“夷”是其谥号。孤竹君死后,两人互相谦让,不愿自立为君,最后共同弃国而走。周武王讨伐残暴的殷纣王,他们认为是“以臣弑君”,曾谏”武王灭殷后,两人躲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特立独行:谓志行高洁,不随波逐流。适:适合,符合。义:儒家所倡导的道义。是非:肯定或否定。是,认为正确,肯定;非,认为不正确;否定,非难,责怪。笃:深厚,坚定。自知明:意思是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乃:只,仅仅。穷天地、亘万世:穷尽于天地之间,横贯于古今万世。穷:穷尽;亘:横贯,贯通。昭:明显,显著。崒:高,险峻。巍:文中是宽广有容的意思。
微子:殷纣王之兄。贤:德才兼备。祭器:祭祀用的礼器。古人重祭祀,故常把祭器作为传国重器。去之:离开殷纣王。圣:圣人,人格品德极高的人。从:使跟从,带领。乃:却。独:偏偏。宗周:即尊奉周的权威,承认周的统治权。
沮:诋毁。微:无,没有。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中唐时期,官场黑暗,不少人明哲保身,与世俯仰,作者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借《伯夷颂》歌颂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精神。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这是黄镇成游历浙江东阳时写的一首诗,一方面,作者用心观察途中美景,以轻快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如诗如画的山中景色,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山谷有淡淡云烟,待穿过林子,日已西斜,溪边岸崩路塌,只有迂回而过,这时已是秋天,树叶渐少,才看到前面人家,水碓(dui)在转,溪沙上有一条木桥,再往前走,就看到乌桕,看上去就好像梅花一样。
作者的这首诗,描写的山景,似乎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差不多,先林后村,过后是花,这野碓,山桥,更显出与世隔绝之境。
黄镇成一生不追逐名利,隐居不仕,好游山水,此诗的意境,淡泊而悠闲,这正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而“早梅花”一句,作者以梅花自比,独显其傲骨。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词的上片,词人自述游山玩水的寂静心态。“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从室内视角摄起的两个镜头,一为词人自己的闲适倚床的风姿。“闲”字突出了东坡的寂静舒坦的心态;“倚”字描绘了坐靠“胡床”的美姿。二为朝窗外望,只见“庾公楼外”的山峰重叠美景。山外青山楼外楼,宛如花开万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美丽极了。这是杭州的典型山光。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镜头转到室外。开句用设问的方式,强调无有同玩、同坐的生活空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东坡《赤壁赋》),遗憾的只能陪伴着“我”。整个上片人格化、自然化和谐统一,突现了东坡那种身心幽闲、旷然天真、潇洒自然,与大自然为伍的绰绰风姿。“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不仅富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神韵,而且为下片的“吾与子之所共适”风月的意境作了对衬性的铺垫。
词的下片,特写与袁公济畅游湖山的独特享受。“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叙述宾主唱和赠答。是时词人知杭州,袁公济悴杭州。正当词人独自“闲倚胡床”时,这位副使驾着车子来了,打破了词人孤寂的沉闷世界,同游杭州湖山,“相得甚欢”,唱和诗词。“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进深一层,与上片对应,道出湖山之乐就在于袁公济的到来,打破了东坡的沉寂感,获得了情感上和语言上的共鸣,凝聚到一点就是:清风、明月,我们平均地享受吧,是画龙点睛之笔。整个下片,词人与袁公济的游山玩水、唱和赠答,浓缩了人生之精华,大地之灵气。游玩之乐,其乐无穷。
全词,运用了叙述与描写、写实与用典、对衬与渲染之笔,尽情抒发了东坡知杭州时与友畅游湖山之乐。那“楼外峰千朵”,“明月清风我”,“风月平分破”,如画一般,沁人心脾。凡是与大自然打成一片,永葆自然青春的,大自然将赋予他艺术的美妙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