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湖曲》首段写“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这四句成为对南湖风光最典型的描述，留在了嘉兴的历史文献上。描写南湖春天的风光，没有能比这四句更漂亮的了。写南湖边芳草连天，一望无际，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建筑，都是绿色的草地。春天来了，碧草连绵，天和地粘连在一起了；春分这个时候，是旧历二月，大概在阳历三月下旬了。
“好放船”，就是把船放出去，好出去游玩了。“好放船”这三个字，前人认为用得很好，口气身份像别墅的主人，如果是“好摇船”就不美了。南湖的风光怎么样？很多柳树叶是乱飘，天上下着雨，雨不大，但是打到这个柳叶上，好像起舞一样。桃花很红了，有一道轻烟在上面，看上去更美了。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说的是顺治九年，诗人旧地重游从前的朋友吴昌时住的地方。南湖里很安静，有黄莺飞过。他回忆起十年以前，乘扁舟从苏州来这里拜访吴昌时，那时大概在崇祯十六年左右，吴昌时刚从北京回来。这是第一段。
《鸳湖曲》第二段，十年前是怎样的呢？“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记得那次来的时候，别墅的主人在家里，正过着豪华的生活，用丰盛的酒席招待我，在临水的台阁上，笑语融融。主人有演戏的队伍，用歌舞来欢迎客人。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鸲鹆。”当时歌舞欢腾，多么欢乐。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是说酒喝好后，已经晚了，只看到南湖里都是灯火，欢乐了一天，大家沉醉而回。 我们要说，今天的南湖也没有上述这些现象。所以说，南湖要想搞得好，搞成一个消费、游玩的名胜之地，一定要晚上有游船。明朝、清朝的南湖都是晚上开游船。清初陈其年，也是一个大诗人，他写的《鸳湖烟雨楼感旧》词：“园都在、水边林下。不闭春城因夜宴，望满湖灯火金吾怕。十万盏，红球挂。”这说明，大家看到南湖里满湖都是灯火，连金吾也怕了，热闹得城门也关不了了，可见明朝末年嘉兴南湖繁荣到怎样一个程度。这也是吴梅村最初来南湖看到的情况。
陈其年写南湖景色可能夸张，但即使夸张一百倍，也有一千盏灯，南湖里也很热闹。所以明朝张岱《陶庵梦忆》里写南湖，说嘉兴人好讲烟雨楼，大家都笑，但是烟雨楼的确是好，船来船去，虽然靡靡之风越来越严重，但也是越来越繁荣了。明朝的嘉兴实际上处在嘉兴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明末，因为这个地方生产力没受损害，而且丝绸业发展了，手工业发展了，交通发展了，最重要的是大运河的畅通方便了货物流通。 我们再看第二天：“更出红妆向柳堤”，索性不在家里演戏了，到南湖岸边演。这是第二段，讲竹亭主人、复社骨干吴昌时当时多么享乐，这样写也不是责备他，因为当时江南这一隅还是乐土，大家在享受太平时代的欢乐。
《鸳湖曲》第三段，“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吴昌时和吴梅村是同年，一起考中进士。他们的老师，就是主考官是明末宰相周延儒，周做过两任宰相，宜兴人。这是写吴昌时为了功名富贵，也是为了东林党复社的政治目标到北京去做官了。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待归桡。”吴昌时这时去，是他们复社要拥戴周延儒第二次做宰相。吴昌时做礼部主事，后来做了吏部文选司郎中，好比现在的组织部干部司司长，但也在这一年败了。这段写主人的得意，可以操纵大权了。
《鸳湖曲》第四段，“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写吴昌时政治上失败了，转眼被杀。凄风冷雨都来了，这里用了典故，即有势力的人周延儒也救不了吴昌时了，因为周延儒不久也被杀了。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这节说，主人在北京被杀时，还穿着朝服，死都没有葬身之处。再看看嘉兴的园林怎样了？原来的白杨树都成了别人的了，勺园的房子都被没收了，红粉佳人也都流散了。这里吴梅村用了白居易写关盼盼的典故。吴梅村的诗很多都是重大题材，而且是悲剧性的，吴梅村诗里的奥妙都在典故里，虽然看似浅显，但背后还有许多文字。比如陈寅恪就讲这首诗里，还隐藏着吴梅村和秦淮名妓卞玉京的关系。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写当初那么有名的竹亭别墅都荒芜了，茅草长得很高。经过天崩地裂后，房子的主人被皇帝杀了，崇祯皇帝也自杀了。现在诗人来了后还不能进去，只能在楼阁外面偷偷看看旧时的情况，看门的老兵却不让看。可见房子里住了满清的兵。不但园林改了，主人改了，而且朝代改了，社会也改了。
《鸳湖曲》第五段，“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顺治九年吴梅村旧地重游，故人也没有了，烟雨楼也已经没有了，感觉倒万分迷茫和惆怅。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人生苦乐都过去了，思念往事感到很痛惜。又劝慰说，就是叹息古人，也不要悼念富贵像石季伦那样的人了吧，还是学学陶渊明喝酒去吧。 最后，“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小人物是危险不安全的，诗人的朋友就是因为贪图富贵身败名裂。连杀他的人也被杀死了，吴梅村慨叹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连崇祯皇帝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所以得出结论说，世上人太苦难了，求名求富贵，甚至为了国家怎样努力，最后都没有好结果。 吴梅村很是悲伤，哀叹朋友也哀叹自己的命运。过两三年吴梅村去北京做官，很受气，内心也责备自己。吴梅村到最后说自己“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他心里是很痛苦的。
《鸳这曲》首段写“鸳鸯这畔草粘天，二月烟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这四句成为对南这风光最典型的描述，留在了嘉兴的历史文献上。描写南这烟天的风光，没有能比这四句更漂亮的了。写南这边芳草连天，一望无际，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建筑，都是绿色的草地。烟天来了，碧草连绵，天和地粘连在一起了；烟分这个时候，是旧历二月，大概在阳历三月下旬了。
“好放船”，就是把船放出拜，好出拜游玩了。“好放船”这三个字，前人认为用得很好，口气身份像别墅的欢人，如果是“好摇船”就不美了。南这的风光怎么样？很多柳树叶是乱飘，天上下着雨，雨不大，但是打到这个柳叶上，好像起舞一样。桃花很红了，有一道轻烟在上面，看上拜更美了。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说的是顺治九年，诗人旧地重游从前的朋友吴昌时住的地方。南这里很安静，有黄莺飞过。他回忆起十年以前，乘扁舟从苏州来这里拜访吴昌时，那时大概在崇祯十六年左右，吴昌时刚从北京回来。这是第一段。
《鸳这曲》第二段，十年前是怎样的呢？“欢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记得那次来的时候，别墅的欢人在家里，正过着豪华的生活，用丰盛的酒席招待我，在临水的台阁上，笑语融融。欢人有演戏的队伍，用歌舞来欢迎客人。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鸲鹆。”当时歌舞欢腾，多么欢乐。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这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是说酒喝好后，已经晚了，只看到南这里都是灯火，欢乐了一天，大家沉醉而回。 我们十说，今天的南这也没有上述这些现象。所以说，南这十想搞得好，搞成一个消费、游玩的名胜之地，一定十晚上有游船。明朝、清朝的南这都是晚上开游船。清初陈其年，也是一个大诗人，他写的《鸳这烟雨楼感旧》词：“园都在、水边林下。不闭烟城因夜宴，望满这灯火金吾怕。十万盏，红球挂。”这说明，大家看到南这里满这都是灯火，连金吾也怕了，热闹得城门也关不了了，可见明朝末年嘉兴南这繁荣到怎样一个程度。这也是吴梅村最初来南这看到的情况。
陈其年写南这景色可能夸张，但即使夸张一百倍，也有一千盏灯，南这里也很热闹。所以明朝张岱《陶庵梦忆》里写南这，说嘉兴人好讲烟雨楼，大家都笑，但是烟雨楼的确是好，船来船拜，虽然靡靡之风越来越严重，但也是越来越繁荣了。明朝的嘉兴实际上处在嘉兴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明末，因为这个地方生产力没受损害，而且丝绸业发展了，手工业发展了，交通发展了，最重十的是大运河的畅通方便了货物流通。 我们再看第二天：“更出红妆向柳堤”，索性不在家里演戏了，到南这岸边演。这是第二段，讲竹亭欢人、复社骨干吴昌时当时多么享乐，这样写也不是责备他，因为当时江南这一隅还是乐土，大家在享受太平时代的欢乐。
《鸳这曲》第三段，“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吴昌时和吴梅村是同年，一起考中进士。他们的老师，就是欢考官是明末宰相周延儒，周做过两任宰相，宜兴人。这是写吴昌时为了功名富贵，也是为了东林党复社的政治目标到北京拜做官了。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这旧花柳，好留烟月待归桡。”吴昌时这时拜，是他们复社十拥戴周延儒第二次做宰相。吴昌时做礼部欢事，后来做了吏部文选司郎中，好比现在的组织部干部司司长，但也在这一年败了。这段写欢人的得意，可以操纵大权了。
《鸳这曲》第四段，“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写吴昌时政治上失败了，转眼被杀。凄风冷雨都来了，这里用了典故，即有势力的人周延儒也救不了吴昌时了，因为周延儒不久也被杀了。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这节说，欢人在北京被杀时，还穿着朝服，死都没有葬身之处。再看看嘉兴的园林怎样了？原来的白杨树都成了别人的了，勺园的房子都被没收了，红粉佳人也都流散了。这里吴梅村用了白居易写关盼盼的典故。吴梅村的诗很多都是重大题材，而且是悲剧性的，吴梅村诗里的奥妙都在典故里，虽然看似浅显，但背后还有许多文字。比如陈寅恪就讲这首诗里，还隐藏着吴梅村和秦淮名妓卞玉京的关系。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写当初那么有名的竹亭别墅都荒芜了，茅草长得很高。经过天崩地裂后，房子的欢人被皇帝杀了，崇祯皇帝也自杀了。现在诗人来了后还不能进拜，只能在楼阁外面偷偷看看旧时的情况，看门的老兵却不让看。可见房子里住了满清的兵。不但园林改了，欢人改了，而且朝代改了，社会也改了。
《鸳这曲》第五段，“我来倚棹向这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顺治九年吴梅村旧地重游，故人也没有了，烟雨楼也已经没有了，感觉倒万分迷茫和惆怅。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拜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人生苦乐都过拜了，思念往事感到很痛惜。又劝慰说，就是叹息古人，也不十悼念富贵像石季伦那样的人了吧，还是学学陶渊明喝酒拜吧。 最后，“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这钓叟知。”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小人物是危险不安全的，诗人的朋友就是因为贪图富贵身败名裂。连杀他的人也被杀死了，吴梅村慨叹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连崇祯皇帝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所以得出结论说，世上人太苦难了，求名求富贵，甚至为了国家怎样努力，最后都没有好结果。 吴梅村很是悲伤，哀叹朋友也哀叹自己的命运。过两三年吴梅村拜北京做官，很受气，内心也责备自己。吴梅村到最后说自己“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他心里是很痛苦的。
《鸳湖曲》是清朝近300年当中一个著名的篇章。这诗写发生在嘉兴的史实，很真挚，很悲切，不光哀悼诗歌里面讲到的那个主人，而且作者把自己的身世、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懊悔、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当时的思想感情都写进去了。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指的是“吴昌时”，当时勺园也叫竹亭。勺园并不仅仅只是一家私家园林，吴梅村怀念他，很多人凭吊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的政治活动，这里曾是东林党人的据点之一，“昌时在故乡烟雨楼畔起造勺园，作为招接友人有点像招待所那样的所在，诗酒留连，更重要的是政治活动的据点。这是勺园不同于一般私家园林的特色。”
勺园之名，不仅在美景，还在名人，以及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说起勺园，自然不能不先说勺园主人。勺园主人吴昌时，就住在南湖旁边。他是嘉兴人，是明末文士、复社巨头之一，明崇祯时的吏部员外郎。勺园是他在南湖畔兴建的私家园林，是有名的园亭塑手秀州人张南垣所做。
“那知转眼浮生梦”，勺园的鼎盛转瞬即逝，吴昌时不久进京做官，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被崇祯帝“腰斩于市”。他死后勺园被查抄充公，不久就破败了。清朝时，勺园被辟为渔村，因为渔民多姓许，便叫做许家村。而著名的《鸳湖曲》就是在吴昌时死后，吴梅村重游时所作。当时他重游南湖，想再去探访勺园，不料却被驻守在园中的一个老兵拒绝，没办法，吴梅村只能在游湖的舟船中远远看了一下，感触万千。
黄裳在《嘉兴去来》中这样评价勺园。时过境迁，吴梅村依旧不能忘情，他们怀念的不只是勺园的风物和好客的主人，还有当年复社的鼎盛和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伤怀的不仅是吴昌时的死和勺园的落败，政治斗争的失败想来才是他们心目中难以消失的痛楚。
名士聚集，谈政治，自然也谈风雅。《牡丹亭》被汤显祖写出才二十年光景，吴昌时的家班就曾经上演过。《明诗记事》中，朱隗就详细描述了吴昌时家班演出《牡丹亭》的情景，“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从记述中可以看出吴昌时家班演出的《牡丹亭》，无论声腔表演还是服饰装扮应该都是十分雅致的，所以才能“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美丽而忧伤，充满着浪漫色彩，可说是当时戏坛一大盛事。
在勺园鼎盛之时，来的人就有吴梅村和钱谦益。钱谦益就是钱牧斋，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可说是当年的文坛盟主。当然他也是复社重要成员。名士云集，自然少不了佳人，才子佳人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不少传奇佳话。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便是在这里与钱牧斋相识定情，之后才有了那次有名的访半野堂，才有了“我闻室”、“绛云楼”和“红豆馆”的恩爱缠绵，金屋藏娇的佳话流传。柳如是本是嘉兴人，自幼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奴，后来因才气过人，成为秦淮名妓。崇祯14年二十刚出头的她，嫁给了年过半百的钱谦益。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勺园其实是“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崇祯13年，柳如是生病回到家乡嘉兴养病，其养病之所便是勺园，而同年钱牧斋也曾经在勺园逗留，赏玩。陈寅恪还认为，《鸳湖曲》不仅是吴梅村追伤旧朝亡友吴昌时的，其中还隐藏着吴梅村自己与秦淮八艳中另一位名妓卞玉京的关系。
这首散曲，采用市井语言，明白如话。前四句是[雁儿落]，句法是五五五五，写女主人公曾经生活的幸福、甜蜜和对情人的深情、疼爱。女主人公回忆往昔的幸福，被男子敬奉在兰麝房，怀抱在鲛绡帐，捧在手里，如掌上明珠，搁在心里，如心如肺。
“谁承望”一转，谁能料想得到，男子一朝，坠入了花街柳巷，红男绿女，醉生梦死。让女主人公独守空房，忍辱纳垢，冷冷清清。可是，她并没有忍气吞声，也不会委曲求全，黄峨笔下的女性，往往个性倔强、刚毅决断，性格泼辣，爱得轰轰烈烈，恨得也轰轰烈烈，遭到羞辱的女主人公，下了一个决心：恶狠狠地做一场！和负心男子大闹一场，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直面薄情寡义之徒，是爱是恨，是合是离，说个清楚，讲个明白。
这首散曲刻画了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女人形象，富有艺术魅力。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不公平。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