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颇有趣味充满深情的送别诗。作者的友人王逢是一位棋艺高超的围棋国手，于是作者紧紧抓住这点，巧妙地从纹枰对弈一路出发，以爽健的笔力委婉深沉地抒写出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起首即言棋，从令人难忘的对弈场景下笔，一下子便引发人悠悠缕缕的棋兴。苏鹗《杜阳杂俎》：“大中（唐宣宗年号，847—859年）中，日本王子来朝，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贤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一路饶”，友人是国手，难以对子而弈，故须相饶一子。杜牧是著名才子，善诗文词，亦善书画。所书《张好好诗》，董其昌称之为“深得六朝人气韵”（《渔洋诗话》）；所画维摩像，米芾称其“光采照人”（《画史》）。能让一子与国手对弈，说明他的棋艺也相当高。“最宜”二字，深情可见。“檐雨竹萧萧”，暗明秋日。秋雨淅淅沥沥，修篁瑟瑟萧萧，窗下樽前，摆上精美的棋盘棋子，请艺候教，从容手谈，那是多么幽雅又令人惬意的棋境啊。

　　颔联转入对枰上风光的描写上：“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羸形，指棋形羸弱。这是赞美友人绝妙的棋艺，说他扶弱起危好比春泉淙淙流淌，潺湲不息，充满了生机；进攻起来突兀迅速，势如拔旗斩将，疾如野火燎原。比喻形象生动，三尺之局顿时充满活力，无比宽广，仿佛千里山河，铁马金戈，狼烟四起，阵云开合。

　　颈联承前，使事言棋，赞叹友人的棋风：“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周伏柱，指老子，春秋时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曾做过周朝的柱下史，著《道德经》五千言，后被尊为道家创始人。霍嫖姚，即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两次大破匈奴，屡建战功，曾为嫖姚校尉。这两句说王逢的棋动静相宜，攻防有序，稳健而凌厉。防御稳固，阵脚坚实，就像老子修道，以静制动，以无见有。进攻厮杀，首尾相应，战无不胜，较之霍去病鏖兵大漠，更加令人惊叹。围棋自来有兵家之戏的说法，如“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马融《围棋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桓谭《新论》）。杜牧喜好言兵，非常注重研究军事，曾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还写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论文。这里以兵言棋正得棋中三味。这四句淋漓兴会，极力渲染烘托，表现出友人高超的棋艺和自己真挚的友情。

　　诗意至此戛然而止，至于胜负如何，诗人未说，也无须说，因为纹枰手谈，大开眼界，大得棋趣，二人友情由此而深，由此而笃。于是笔锋一掉，转入送别正题：“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所谓转入正题，不是正面接触，而是侧面揭示，以期代送。古人以七十为高寿，故多以七十为期。白居易《游悟真寺》：“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这两句即从白诗化出。杜牧作此诗时约四十余岁，若至七十，尚有万余日。因此他与王逢相约，要将这万余日时间，尽行于棋局上销用。杜牧素以济世之才自负，可由于不肯苟合，仕途并不顺，故尔常游心方罫，寄情楸枰，所谓“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题桐叶》），“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齐安郡晚秋》），“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寄李起居四韵》）等，正是这种围棋生活的反映。如今他遇上王逢这样棋艺高超，情投意合的棋友，该是多么欢乐啊。可是友人就要离去了，留下的将仅仅是“最宜檐雨竹萧萧”那种美好的回忆，是“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重送绝句》）的凄凉现实。因此这两句含蕴极丰，表面上是几多豪迈，几多欢快，实际上却暗寓着百般无奈和慨叹，抒发的离情别绪极为浓郁，极为深沉。

　　此诗送别，却通篇不言别，而且切人切事，不能移作他处，因此得后人好评。全诗句句涉棋，而又不著一棋字，可说是占尽风流。起二句以造境胜，启人诸多联想。中间四句极好衬托，棋妙才更见别情之重。结末二句以余生相期作结，以期代送，其妙无穷，一方面入题，使前面的纹枰局势有了着落，一方面呼应前文，丰富了诗的意境。往日相得之情，当日惜别之情，来日思念之情，尽于一个“期”字见出，实在不同凡响。

　　此文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描写小溪的环境清幽秀美；第二层感叹小溪不为人所赏识，作者修葺之后将其命名为“右溪”。这篇散文着重描写了右溪的自然风光，记叙了对它整修的过程。行文流畅简洁，文笔隽永淡雅，风格纯真自然，状物记事，层次分明，仅用一百余字，便把右溪的自然情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章感慨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城边一条无名小溪，这里石奇泉清、草木葱郁，环境优美异常，但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无人赏爱而芜秽冷落，作者借此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身世愤忿，以及因坎坷遭遇而爱惜才用的情怀。

　　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

　　从“此溪若在山野”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以及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另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起首一句径直点题。“缥缈”，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形容亭在绝顶，既高且小，从远处遥望，若隐若现；这是紧扣题中“绝顶小亭”来写的。危，高也；危亭即高亭，因为亭基在弁山绝顶，这是吴兴地区的最高峰。第二句由亭而写到人，应题目的“登”字。由于小亭位于“绝顶”，故登亭之人有“千峰上”之感。独登小亭，无人共赏，只有万里横江而过的波浪，渺茫无边无际。

　　上片末两句倒装，一则说北方大片失地，山河破碎，不堪赏玩；二则说因主战派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已找不到同心同德，一起去把失地收回，重建共赏的人。“万里”，喻其广远，指吴兴以北直至沦陷了的中原地区，此时宋室南渡已八个年头了。“烟浪”形容烟云如浪，与“万里”相应。北望中原，烟雾迷茫，不知恢复何日。“赏”字不只为了协韵，还含有预想失土恢复后登临赏览的意思内。“与谁同赏”即没有谁与之同赏，回应“独”字。“独”而推及“同赏”，“同赏”又感叹“与谁”；欢快味的“赏”字与压抑感的“独”字连翩而来，表现了作者心中此时的复杂情绪。

　　过片两句“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说自己人虽老了，情怀不变，还是以天下为己任，把国事放在心上，总在作着恢复中原那万里山河的计虑和打算，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这两句可联系词人身世来理解。“天涯想”，指有志恢复中原万里河山。年龄虽老，壮志未衰，“犹作”二字流露出“天涯想”的强烈感情。又想起此身闲居卞山，复出不知何日，独自登临送目，纵有豪情，也只能是“空惆怅”。“空惆怅”三个字收住了“天涯想”。一个“空”字把前面的一切想望都钩销掉了，又回到了无可奈何、孤独寂寞的境界，不免要表现出某些颓丧情绪。而胸中热情，又不甘心熄灭，便吩咐随侍的儿辈“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说年轻人应该豪放一点，不要学习衰老之人的模样。是示人，也是律己。这里的“衰翁样”指的是“空惆怅”，借“少年豪放”借回复到“天涯想”的豪情壮志上去。“少年豪放”一句与第二句的“笑谈”二字相呼应，针线绵密。

　　这是一首小令词，篇幅不长，可是翻波作浪，曲折回旋地抒写了词人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绪。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