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
这首词是韦庄在公元九世纪（唐僖宗中和年间）避乱洛阳时的作品。韦庄客居洛阳，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己则浪迹他乡一事无成。所以词一开头，就以排比偶句写景抒慨。上句写景，洛阳多花，春光确实很好；下句抒慨，洛阳多才子，但他们却因为生不逢时而垂老他乡。洛阳的大好春光未能使之陶醉，反而触发了他的隐忧，可见这位“洛阳才子”此时感慨颇深。这里，“春光好”是淡写，“他乡老”却是重笔，情景两两对举，比照十分鲜明，以情景的反差表现了心理的反差，突出了“春光”却在“他乡”、虽“好”可惜已“老”的矛盾心境。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读到这里说“可怜可怜，使我心恻”（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一），可见“他乡老”一语，既是韦庄一类晚唐士人的慨叹，也是历代失意士人胸中共有的块垒。三四句承上，一句写景，一句写心。魏王堤即魏王池，因“贞观中，以赐魏王泰”而得名，它是东都洛阳的游赏胜景。但安史乱后，东都已失去昔日的魅力，更何况此时游赏，就更有一番今不如昔之感了。句中着一“暗”字，虽是烟笼柳堤的实景描绘，但也确是作者的虚笔映衬，从中透露出一种历史与人生的迷蒙感，所以下句就直接托出“此时心他迷”的心态。眼前所见的是春光缭乱、烟柳迷茫之景，胸中翻腾的是怀才不遇、心志凄迷之情。眼迷心迷，景迷情迷，使他又一次陷入迷惘忧伤之中。这也正是他在《中渡晚眺》一诗中所写的“魏王堤畔柳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的情与景，不过这里情景更为密合，意旨更为蕴藉。
过片与首句呼应，具体描绘春光之好：桃花红艳，春水清澈，鸳鸯双双，嬉戏水上，一片明丽的春色，一派盎然的春意。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已从上片心迷之情中解脱出来，陶醉于融洽的春光之中了。其实并不，后面两句说明他又一次以情景的反差来表现自己心理的反差，又一次表达自己的心迷：“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这里，词人面对残晖，一方面是恨意郁结，家国之痛，身世之悲，都化成恨在心头凝结。下一“凝”字，极共沉重。另方面是深切忆念，故国之忆，亲友之忆，都化成怨在心底激荡。下一 “忆”字，格外深挚。“君不知”三字，以怨对方的不知、无情、无动于衷，曲折表达自己的忆念之深、之切、之诚、之纯，真是“无限低徊，可谓语重心长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吴蘅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韦相清空善他”。这首词，以恨他忆，以景迷他心迷，以情景反差他心理反差，就此一端，也可看出吴蘅照说他“善他”是不错的。
洛阳是词人的第二故乡，因而他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此词开头，即叠用“洛阳”二字，而且突出地把它放在句首，就是这种感情的具现。“洛阳才子”是词人自指，因为他的成名之作《秦妇吟》就是在洛阳写的，并获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誉。洛阳的春光好在：一是魏王堤上阴翳的垂柳，上蔽天日，下荫游人；二是桃花水暖，鸳鸯双浴于澄波碧水之中。杨柳依依，更添离别之情；鸳鸯喁喁，益增寂寞之感。这些都是词人在洛阳所习见的景物，因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底的呼唤。
这首诗发端二句已概全篇之旨，“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以下均围绕“多奇节”处而展开。承接此二句，以下八句历叙少年游侠者的精神品格与豪荡气魄。“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此十字着重从形象上描绘少年侠士潇洒倜傥的飒爽英姿。“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伍子胥有经文纬武之才，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伍奢与伍尚，他逃奔吴国，欲借外力以报杀父兄之仇。伍子胥在吴都梅里（即今无锡梅村），举目无亲，衣食无着，被迫吹起斑竹箫管，在市中乞食，后得公子光的赏识，谋刺王僚，成就大业。高渐离与荆轲为友，善击筑，“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史记·刺客列传》）。后燕亡，高渐离为秦王击筑，因在筑中置铅以伺机击秦王，未果被害。游侠之人并非久居人上，即使沉沦下僚之时，胸中仍怀一股不可磨灭之气。这段奇气促其忍辱负重，完成自己重然诺的历史使命。
下面以博望侯张骞的典故轻轻地转到了游侠儿慷慨立边功的主题上来，继写其在战场上杀敌报国的“奇节”。张骞出使西域，穷河源，直至昆仑山下，“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史记·大宛列传》）。其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永不可磨灭，“博望侯”就衍化为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与任侠风气相联系在一起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游侠儿亦如博望侯怀抱赴边立功之志。云气散漫风萧索，紫塞雁门草木凋，艰苦的边关生活并没有消损少年游侠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而是黄沙穿金甲，马革裹尸还，甘愿赴汤蹈火以报知己之恩遇。这样就自然引出了“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的感慨来，这既照应了开头的“遗声利”，也使全篇的中心思想得到统一。
综观全诗，首联已概括全篇之主旨，“侠”之精神在“奇”，此“奇”非他“奇”，而是奇在其轻身重义上，奇在其士为知己者死上，奇在其“遗声利”“非是为身谋”上，正与尾联相应。中篇尽叙侠客之态，承首联之“奇”而启尾联之“殉知己”“一言重”“垂一顾”“千里至”“远相求”，皆应照生情，写得气脉流转、神情摇曳，悲壮英豪之中有清新雅致之音，与虞氏的一贯风格有其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