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首词表现了一个思妇在春雨之夜的孤寂境遇和愁苦思恋。

　　上片写室外之景。首三句描写春雨绵绵洒在柳丝上，洒在花木丛中的情形。独处空闺的人是敏感的。外界的事物很容易触动其心绪，何况是在万籁俱寂的春夜。因此，当她听到从花木上掉下来的雨滴之声，犹误以为是远方传来的计时漏声。可以想象，思妇由于对远人的眷念时刻萦系在心，无法释然。故而心绪不宁，度日如年。那雨滴之声就像是放大了的漏声，对她来讲就格外地刺耳。柳丝、春雨等本是浓丽之景。但在这里只是用来暗示思妇凄凉的心境，增强对比的效果。“惊塞雁”三句则进一步渲染思妇的这种心理感觉。人忍受不了这夜雨之声的侵扰，那么物又如何呢。在思妇的想象中，即使征塞之大雁，宿城之乌鸦，甚至是画屏上之鹧递也必定会闻声而惊起，不安地抖动其翅翼。这几句是移情于物的写法，以惊飞的鸟来暗示思妇不安的心情。“画屏金鹧递”乍一看似突亍铿由室外移至室内，由听觉变成了视觉。其实，描写静止的鹧递慢慢变得灵动起来，这种错觉正好衬出思妇胸中难言之痛苦。

　　下片描写思妇所居之室内情形。在兰室之内，炉香即将燃尽．香雾渐渐消散，但却依然能透过层层的帷帐。在这样精致雅洁的环境里，思妇的心态却只能以“惆怅”两字来概括，可见其凄苦。这里“谢家池阁”泛指思妇居处。由于这些华堂美室曾经是思妇与离人共同欢乐的地方。现今独自居住，物是人非，故其心理感觉就迥然不同。“红烛背”三句则进一步描绘了在这孤寐无伴的夜晚。百无聊赖的环境下思妇之情状。如何才能排遣心中绵绵不绝的离情，如何才能寻觅离人的踪影。只有吹熄红烛，放下帐帷，努力排除外界的干扰，进入梦乡。然而“梦长君不知”，这又是一种多么可悲可叹的情景。

　　全词用暗示的手法，造成含蓄的效果，思妇寂寞凄凉的心理状态，深沉细腻的感情世界，几乎都是从具体的物象中反映出来的。

　　这是一首乡情诗，写作者因在客地见梅花而牵惹起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此诗以故园和客馆梅花开放的早迟不同，表现出客居异地的孤凄和对故乡的深切怀念。诗首句写客地见梅。梅开报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照理说自有一番喜庆之气，可诗人的心态却不甚佳妙，表现出的是“孤”，是“寒”，一开篇就流露出深重的乡思乡愁。诗曰“孤馆”，表明诗人是做客他乡，馆居异地。出于一种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的感情。诗人甚至觉得客馆的春风也来得特别迟，它是款款而来，姗姗而至，大有“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那种难耐的孤凄。以上两句写客地见梅，不言乡思而乡思自浓，不写乡愁而乡愁自现。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接下来两句写怀念故乡。“故园花落尽”，是说故乡的梅花早已凋落殆尽。这里的“花”承首句的“梅”，当指梅花而非言他花，如指他花落尽，就显得与事实不符。汪中故乡在江苏扬州，江南春天虽早，亦不至于百花凋残而客馆寒梅始花。这一句以故乡花落，反衬客馆始花，进一层写出作者客居他乡的孤苦意绪。“江上一枝开”，这一句是回过头来写客馆的梅花，故园花已落，客馆花才开，以两地花开时差作比，突出表现出“哪里都没有家乡好”这种中国人民的传统心态，抒发了热爱家乡，怀念家乡的思想感情。

　　汪中这首诗，从题材上说并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一首极为普通的乡情诗。但从艺术上看，却能以极平淡之语表现最浓烈之情。以梅花写乡情，为人熟悉的还有陆凯《赠范晔诗》和王维《杂诗三首·其二》，这两首与此诗粗略的比较，就可发现，前两首有点像一出独幕剧，都有两人物出现在诗中，陆凯诗托语驿使代问朋友，王维诗是迫不及待地问讯故乡来客家中情况，而汪中此诗则是独白，没有对象在诉说自己的思乡之情，那种做客他乡的孤苦之情也就更加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