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写深深之恋，颇有李商隐《无题》的韵味。李诗写别后相思，希望有人传书递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欧词写虽有青鸟传信，却仍不能相唔之苦。
作者表现这种缠绵悱恻之情，出以含蓄之笔，构思跳跃性较大，是其特征。“见好花颜色，争笑东风。双脸上，晚妆同。”这四句无难字，字无僻义，写的是女子貌美如花，其超忽处在忽见春花，忽生联想，轻灵自然，比喻而兼有起兴作用。需要思考的是见者，思者是谁，如系女子，迹近自夸，不免减色，所以突兀而起的一句主语是作为男子的抒情诗主人公。他在无边的春色中看见在东风里摇曳而色泽艳丽的花，就好像又一次目睹了自己所爱的那位女子晚妆后的容颜。可惜一见之后，她孤处深闺，连春光也难以照射进去。他想象她和自己一样别后不能重逢，一定十分痛苦。“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农历十五日夜，月亮圆了，清辉在地，按常情正是令人赏心悦目之际，可她偏有幽恨。这样连用三个三字句便把女子月圆人不团圆的悲感和夜不成眠的苦况含蓄地写出来了，堪称神妙之笔。
如果说上片是写词人眼中、心中的女子，那么下片是写词人自己的“偏有恨”和热望获得幸福生活之情了。从上片的描写看，词人确实是绵绵相思，不能自己。他虽然“信曾通”，但仍无缘相见，一个“曾”字写出了时间之久，失望之大。“满衣犹自染檀红”是睹物伤怀，回忆往事。唐五代妇女涂口唇或晕眉喜用檀。韩偓《余作探使因而有诗》说“檀口消来薄薄红”。汤显祖评此词专论说：“画家七十二色中有檀色，浅赭所合，妇女晕眉色似之。唐人诗词惯喜用此。”作者这句是说当日相唔，女子啼哭时檀红染上了自己的衣服，而今只能空对啼痕了。想到这里，他羡慕起自由自在任意飞翔的双飞燕了：“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欧词《贺明朝》下片也说：“碧梧桐锁深深院。谁料得两情，何日教缱绻？羡春来双燕，飞到玉楼，朝暮相见。”它可以移作“恨不如”两句的注释。
最后三句“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以景语作结，把时光的流逝写得愈具体，愈生动，愈能强化相思之情，也能给人更多的回味。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是写诗人客居洛阳，现在秋天到了。诗人没有大笔浓墨的渲染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凄惨景象，读者的阅读中当然不会有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凉感受。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诗人的写信时的心理活动和动作。诗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写自己怎么样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地写家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凡的动作来说明自己是在写家书。过去的交通很不发达，寄一封信回家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写一次家书当然要写长一点了。信写好了，发现还有的话没有说，当然要把信打开来补充一些了。诗人这样写诗是很贴近生活的，但是诗歌不仅要贴近生活，还要贴近自己，贴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思，这样才会震撼人心。这首诗就做到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最后两句。诗人虽然担心的自己的家书“说不尽”，但是还是封上信封，直到送信的人要走了，又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其实，诗人也并非没有写完这封信，既然已经把信封上了，就是一封完整的信了，其实就是自己的思乡情节在起作用，总觉得有话没有说完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家书就是这样的言不尽意。其实，即使是拆开信封，也不一定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心灵微妙的变化的反映，诗人通过“又开封”这一动作，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振动和变化的缘由就是思乡的情感。从结构上说，这也不是单纯的平面层次，是由动作，反映出了心灵的微妙感受的变化。和“断肠人在天涯”，“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样的诗句表达的情思相比，这是一种内心微妙细腻的情思，诗人用最平易语言表达出来了，没有过多的渲染和修饰，也是感人至深的。
全诗一气贯成，明白如话，朴素而又真实地表达游子的心态。在消息传达不便的封建社会，长期客居异地的人常有类似的体验，一经诗人提炼，这件极平常的小事、极普通的题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义。后人每每读到，常有感同身受之叹，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