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秦皇墓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地形雄伟，景象佳丽，有“龙盘虎踞”之势。并以“树层层”来烘托，更见其气象的不凡。次句前四字“势如浮云”，在含意上应归入上句：陵墓落成之初，曾经“树草木以象山”，虽历千余年，到晚唐也仍是群树层叠，高薄云天。总之前十一个字，或以“龙盘虎踞”状之，或以“树层层”烘托之，或以“势如浮云”陈述之，把始皇墓的雄奇壮伟，气象万千，呈现了出来。可是后三个字“亦是崩”一出，如无坚不摧的神剑，轻轻一挥，直使眼前的庞然大物，骨化形销了。对于像山一样高大的墓堆，当时就有民谣说：“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歌，万人吼，运石堆积如山阜。”显然这里还有弦外之音：“崩”者并非专指坟墓崩塌（实际坟墓也并未崩）或秦始皇驾崩，而包括有如传说的曾被项羽掘毁，或更荒唐的“牧火宵焚”；秦始皇苦心经营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诗人的嘲讽尖锐泼辣，这三个字干脆利落，严于斧械，真有一言九鼎的气概。
末二句继续深化其反对残暴政治的思想。同样是坐落在青山秋一草间的陵墓，行路之人经过时，却只恭敬地拜谒汉文帝的陵墓。汉文帝是汉代初年文景之治的代表人物，他推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艰苦朴素，曾欲建一露台，一核算工价需千金，相当于十户中人之产，汉文帝立刻停止这个露台的修建。他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了解百姓疾苦的好皇帝，同样地，人们也只会纪念和缅怀这样的对百姓较好的统治者，而不会去对那残暴刻薄的秦始皇顶礼膜拜。民心所向，在这个小小的参拜陵墓的行为中显现得很清楚了。诗题是写过秦始皇墓，此处却着力写汉文帝陵，看似诗思不属，实际上在两种统治方式、两种对待人民的态度的对比之下，诗的主题更显突出。
此诗浑厚有味，通过对比手法来对历史人物加以抑扬，反映了作者对刚恨残暴的统治者的愤恨和对谦和仁爱的统治者的怀念，诗意填密，可以规见作者的诗心。这首诗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作者自己的历史观、是非观，可说是一首议论诗。但它的字挟风雷，却出之以轻巧疏宕，唱叹有情的笔墨，有幽美的艺术魅力，而不像是在评说是非了。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包含着夫君对她的无限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不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非常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则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对“故人心尚尔”一句的评价，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
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解》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色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同，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正是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则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非常地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她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这两句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粘合固结，再难分离。女主人公说：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是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应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就不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了。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
金陵是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的古都，隋唐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无复六朝的金粉繁华。金陵的盛衰沧桑，成为许多后代诗人寄慨言志的话题。一般咏怀金陵的诗，多指一景一事而言，许浑这首七律则“浑写大意”，“涵概一切”（俞陛云《诗境浅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
诗以追述隋兵灭陈的史事发端，写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在陈后主所制乐曲《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公元五八九年，隋军攻陷金陵，《玉树后庭花》曲犹未尽，金陵却已末日来临，隋朝大军直逼景阳宫外，城防形同虚设，陈后主束手就擒，陈朝灭亡。这是金陵由盛转衰的开始，全诗以此发端，可谓善抓关键。
颔联描写金陵的衰败景象。“松楸”，坟墓上的树木。诗人登高而望，远近高低尽是松楸荒冢，残宫禾黍。南朝的繁荣盛况，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前两联在内容安排上采用了逆挽的手法：首先追述对前朝历史的遥想，然后补写引起这种遥想的眼前景物。这就突出了陈朝灭亡这一金陵盛衰的转捩点及其蕴含的历史教训。
颈联用比兴手法概括世间的风云变幻。这里，“拂”字、“吹”字写得传神，“亦”字、“还”字写得含蓄。“拂云”描写石燕掠雨穿云的形象，“吹浪”表现江豚兴风鼓浪的气势。“晴亦雨”意味着“阴固雨”，“夜还风”显见得“日已风”。“江豚”和“石燕”，象征历史上叱咤风雨的人物，如尾联所说的英雄。这两句通过江上风云晴雨的变化，表现人类社会的干戈起伏和历代王朝的兴亡交替。
尾联照应开头，抒发了诗人对于繁华易逝的感慨。英雄，指曾占据金陵的历代帝王。金陵和洛阳都有群山环绕，地形相似，所以李白《金陵三首》有“山似洛阳多”的诗句。“惟有青山似洛中”，就是说今日的金陵除去山川地势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江山不改，世事多变，令人感慨万千。
这首怀古七律，在选取形象、锤炼字句方面很见功力。例如中间两联，都以自然景象反映社会的变化，手法和景物却大不相同：颔联采取赋的写法进行直观的描述，颈联借助比兴取得暗示的效果；松楸、禾黍都是现实中司空见惯的植物，石燕和江豚则是传说里面神奇怪诞的动物。这样，既写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形象，又烘托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浪漫主义气氛。至于炼字，以首联为例：“残”和“空”，从文化生活和军事设施两方面反映陈朝的腐败，一文一武，点染出陈亡之前金陵城一片没落不堪的景象：“合”字又以泰山压顶之势，表现隋朝大军兵临城下的威力：“王气终”则与尾联的“豪华尽”前后相应，抒写金陵繁华一去不返、人间权势终归于尽的慨叹，读来令人不禁怅然。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