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由修筑长城的将领写的长城诗。长城关气势雄伟，登高远眺，朔方形势尽显眼底。此诗描写作者重阳节登上长城关楼时所见的雄阔景色，并以听到敌军已撤出黄河以南地区，军中不用再戒备森严的消息，来衬托修筑长城的作用和意义。全诗洋溢着豪迈兴奋的感情，这在众多的长城诗中并不多见。
王琼在灵州、花马池等地留下了足迹和诗文，他的诗反映出明代边防的严酷现实和他忠于国事、勤劳为政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此诗三章内容基本相同，为了协韵，也为了逐层意思有所递进，各章置换了少数几个字眼，这是典型的一唱三叹的《诗经》章法。
“敝笱在梁”作为各章的起兴，意味实在很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捕鱼也需有严密的渔具。鱼篓摆在鱼梁上，本意是要捕鱼，可是篓是如此地敝破，小鱼、大鱼，各种各样的鱼都能轻松自如游过，那形同虚设的“敝笱”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比兴的运用，除了讽刺鲁桓公的无能无用外，也形象地揭示了鲁国礼制、法纪的敝坏，不落俗套而又耐人寻味。另外，“鱼”在《诗经》中常隐射两性关系，“敝笱”对制止鱼儿自由来往无能为力，也是兼指“其子”即文姜的不守礼法。
文姜作为鲁国的国母，地位显赫尊贵，她要回娘家其国探亲，本来也在情理之中。而她却在其国伤风败俗，与其兄乱伦丢丑，自然引起人们的憎恶唾弃。可是，这种厌恶之情，在诗中并未直接表露，而仅仅描写了她出行场面的宏大，随从众多“如云”“如雨”“如水”。写得她风光旖旎，万众瞩目。如果她贤惠，这种描写就有褒扬意味。反之，她就是招摇过市，因而这种风光、排场、声势越描写得铺张扬厉，在读者想像中与她的丑行挂上钩，地位的崇高与行为的卑污立即形成强烈反差，讽刺与揭露也就越加入木三分。从亮色中、光环中揭露大人物的丑恶灵魂，是古今中外艺术创作中一条成功门径。杜甫诗《丽人行》也正承袭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而取得极大成功。
“如云”“如雨”“如水”这三个比喻是递进的因果关系，逐层深入，次序不能颠倒，也可理解为感情抒发的逐步增强。在这盛大随从的描写中，还另具深意。方玉润独具只眼，透过字面看出诗中还有鲁桓公在。不仅文姜有过，鲁桓公疏于防闲，软弱无能，也有相当可“笑”之处。
首联“有客虚投笔，无憀独上城”感叹自己无所事事，因“上城”远眺，拟消散心中之“无憀”。“虚”字极佳，将投笔从戎的心事勾起。“独”字传神，万般无奈独上城楼。
颔联“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写望中景色，失伴的鸟，树木在云彩掩映下留下淡淡暗影，景语即情语，这些景色是凄清空落的，这一切也压在诗人的心头。
颈联“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由景物转入议论时事，诗人慨叹讨寇不力而军需赋税苛繁弄得民穷财尽。就算目睹国势动乱，自己纵有韬略，也不过是虚度光阴。国事维艰，这一联给读者以喘不过气来的重压。
尾联“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宕开一笔，只言才智足以匡国的贾谊被弃之不用。由此上溯首句“虚投笔”之语，一个心忧国事、渴望报效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一联情感愤激，极写诗人心中的苦闷。
诗人登城眺远，写景抒怀，以抒发其壮志难酬的苦闷，写得情景交融，含而不露，颇有韵味。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