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写刘邦、项羽鸿门之会。此诗前六句，写秦末大乱，楚、汉抗争，作时代氛围的刻画；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后四句则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以刘邦溜回军中，范增撞碎玉斗宣告了鸿门会的结束。全诗结构紧凑，用词精炼，事至繁而笔极简，造语奇崛，意境幽诡。
杨维桢这首诗的所长是想象丰富，运笔兼有空灵和奇崛两个不容易统一在一起的特点。鸿门宴中刘邦、项羽以及范增、项庄、樊哙、张良等都有许多生动的性格鲜明的言语行动，这些经过司马迁的刻画，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若再重复描写，便无新意。如张宪《鸿门会》写：“披帷壮士发指冠，侧盾当筵请公舞。白发老臣心独苦，玉玦三看君不语。”这不如读《史记》更具体、更生动。杨维桢此《鸿门会》则不然，他完全撇开刘、项等人在宴会中具体的言语行动，而驰骋其缥缈不羁的灵思，从当时群雄角逐的大形势着眼，刻画其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时代氛围。因此，读此诗的时候有一种读《史记》时所没有的审美感受。
此诗前六句，纯作时代氛围的刻画。首句迭用两个“迷”字，极言天地混沌莫辨之状，暗喻秦末天下无主，一切都动荡不定的情势。其时秦王子婴已降，秦军已摧垮了，然各起义将领拥军自重，为“东龙”或为“西龙”行云布雨，阴晴不定。一场更为复杂、难以逆料的战争在酝酿着，因为“照天万古无二乌”，天无二日，秦朝一亡，揭竿起义的诸将领终究是要决一雌雄的。鸿门会可以说正是这一矛盾激化与公开化的标志。
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顿然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诗中描写项羽，称他“将军下马力排山”。项羽素以勇猛称，设鸿门宴把刘邦召来，虽然恼恨刘邦捷足先登，然也并没有把刘邦当作一回事，大有一跺足便可使山河颤抖之气概。故诗中以“气卷黄河酒中泻”句形容之。李贺《梦天》诗有“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描写从天上望下来大海之小似乎只能注满一杯；此则写项羽气概之大，似乎可以把黄河注入酒杯中，一饮而尽。此充分说明了项羽对潜在的敌手刘邦是掉以轻心了。
后四句则以极精练、极富韵致的笔调，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剑光上天寒彗残”鸿门会中双方剑拔弩张，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项庄舞剑了。诗写其直如天上飞划而过的彗星，是险到了极点。而后，项伯为报张良救命之恩通敌，项羽因自傲而手软，其结果是刘邦得以逃席逸去，鸿门会不了了之，这便是诗中所写的“将军呼龙将客走”的局面。项羽坐失了消灭潜在对手刘邦的最佳时机，对此范增愤愤不已，在刘邦脱身后，张良谢，以白璧一双赠项羽，玉斗一双赠范增。项羽受璧，范增则恼恨已极，置玉斗于地，拔剑撞而破之。诗人高度评价范增的识见，故把他撞玉斗的行动喻为“石破青天”。
全诗造语奇崛，意境幽诡，颇有些接近李贺的风格，个别地方如“碧火吹巢”，袭自李贺的《神弦曲》：“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他没有正面去实写刘、项对峙的军事形势，而是用了一连串似乎无关的奇特的比喻加以烘托。如“东龙白日西龙雨”、“残星破月开天余”、“碧火吹巢”、“石破青天”等词句，均难以通常的语法或逻辑去理解。然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又十分形象地勾画了秦末动乱的社会状态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的形势。这样一种以许多奇丽古怪的物象来烘托诗歌意旨的手法正是李贺诗歌的特征，显然杨维桢此诗颇多借鉴李贺之处，特别是同一题材的《公莫舞歌》。然比较而言，李贺的《公莫舞歌》稍嫌堆砌，格局不大，此诗则纵横驰骋，元气淋漓。
这首诗着力表现了竹子那顽强而又执着的品质 。是一首赞美岩竹的题画诗，也是一首咏物诗。
开头用“咬定”二字，把岩竹拟人化，已传达出它的神韵和它顽强的生命力；后两句进一步写岩竹的品格，它经过了无数次的磨难，才长就了一身英俊挺拔的身姿，而且从来不畏惧来自东西南北的狂风的击打。郑燮不但写咏竹诗美，而且画出的竹子也栩栩如生，在他笔下的竹子竹竿很细，竹叶着色不多，却青翠欲滴，并全用水墨，更显得高标挺立，特立独行。所以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是写人，写作者自己那种正直、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性格，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风傲骨。同时，这首诗也能给我们以生命的感动，曲折恶劣的环境中，战胜困难，面对现实，像在石缝中的竹子一样刚强勇敢，体现了爱国者的情怀。
这首诗里竹有个特点，它不是孤立的竹，也不是静止的竹，而是岩竹，是风竹。在作者郑板桥的诗画中，竹往往是高尚品行和顽强意志的象征，而风则往往是恶势力的代表。诗人用”千”、“万”两字写出了竹子那种坚韧无畏、从容自信的神态，可以说全诗的意境至此顿然而出。这时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已不再是几杆普通的竹子了，我们感受到的已是一种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而这一切又都蕴涵在那萧萧风竹之中。
这首诗的语言简易明快，却又执著有力，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竹子生在恶劣环境下，长在危难中，而又自由自在、坚定乐观的性格。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吹雨打，但它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个“咬”字，写出了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最后一句中的一个“任”字，又写出了竹子无所畏惧、慷慨潇洒、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总体描写了竹子以及作者的高风亮节。
慷慨悲歌，豪情万丈，可以入词；小桥流水，也可以入词。这首词以柔美的曲调，表现出男女相怨的私情。
作品虽以大量篇幅写一女子，但是全篇的主题却是表现爱恋这个女子的一位男子的相思之情；女子的形象，仅是在这位男子的想象中出现的。这是词的成功之处。词的上片，全以虚拟之笔，想象女子在春日思念男主人公的情状。虽是虚写，却逼真细致，情景历历，宛然在目。首先，作者即描写那个女子所独自居住的环境。那是一个幽深静谧的小小院落。由于情人的远离，这深闺之中没有了欢声笑语，因而日间气氛空寂得令人难耐。更可恼的是，时当春日，天气冷暖阴晴没个准，使人觉得心绪也愈发烦乱了。天气之阴晴不定，暗喻女子思念情人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意思极为含蓄。“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接下来三句，由景入情，正面点出女子的怨情。琴心，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这里是为女方设想：闺中寂闷，无可交通心事之人，当此春昼，她如何排遣满腹愁怨呢？
以下由写情转入写事。“曲径”、“虚阑”二句，是一组工整而流畅的对仗，意在进一步刻画女子此刻之无聊。抒情男主人公设想，他的情人此时感觉万般无聊，于是找些游戏来打发光阴。她时而在幽曲的花径里穿进穿出地扑捉蝴蝶，时而斜倚栏干在阳光下教鹦鹉说话……可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帮她驱走忧愁。有时她一抬头，院中杨柳枝条飞舞之态又使她思绪万千。上片末“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二句，意思是说：女子看到婀娜的杨柳在春风中自在摇动，恰如十三岁小女孩儿无忧无虑地扭腰作舞，她感到这种不知忧愁的张狂轻浮之态十分好笑。一“笑”字将女子因物兴感、情绪更加烦乱的心态点化出来了。
词的下片，将相思之情写得更加凄婉动人。过片的四个三字句，写女子黄昏之后的孤苦愁闷。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云外月，喻心期阻隔，情人不得相见；风前絮，喻愁恨之绵绵不断。这四句，使人宛然见女子春夜枯坐空闺、如泣如诉之状。“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二句，将此夜女子悄然伫立，相思之情更深更苦的情态，准确地刻画出来。这里出以问句，更显出多情的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无限关切。是全篇的高潮，也是抒情的“词眼”所在。一“想”字笼罩前后文，关合男女双方。有此二句，点明了前文一大篇描写皆非实景，而是“今夜”所“想”。有此二句，才由虚拟与悬想巧妙地过渡到实写，从而正面描写出男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相思心理。“洛浦”与“秦楼”二句，即承“想”字而来，利用典故抒写自己怀想情人却无缘相会的痛苦。
这“洛浦”与“秦楼”二句，借用了二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正用，写自己梦见情人，醒后一切成空；后一个典故是反用，叹息出双入对的情侣天各一方。
篇末“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细雨）”，以景物的描写显示抒情主人公满目所见，无非令人断肠之物而已。无限的哀感顽艳之情，融入春日黄昏景色之中，愈发显得愁绪无边，韵味深长。全词的结尾是以写景来抒情、语尽而情不尽的妙笔。全词情景交融，章法穿插变化，风格沉郁顿挫，用语典雅精丽，不失为一篇佳作。
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贪官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