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首联扣题，从“悲往事”写起，述说往日虎口逃归时的险象。“胡正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当时安史叛军势大，朝廷岌岌可危；二是说西门外敌人多而往来频繁，逃出真是太难，更能表现出诗人对朝廷的无限忠诚。颔联“至今”暗转，进一步抒写昔日逃归时的危急情态，伸足前意而又暗转下文，追昔而伤今，情致婉曲。章法上有金针暗度之效。
颈联转写今悲，满腔忠心却遭外贬，本是皇帝刻薄寡恩，是皇帝自己疏远他，可诗人却偏说“移官岂至尊”，决无埋怨皇帝之意，故成为杜甫忠君的美谈。但若仔细体会，杜甫在这两句中还是含有怨艾之情的，只不过是说得婉曲罢了。尾联在自伤自叹中抒写眷恋朝廷不忍遽去的情怀。感情复杂而深婉，虽然写得很含蓄，实际是在埋怨肃宗。
这首诗追忆了当年九死一生从胡尘中间道逃往凤翔的情景，痛定思痛，感慨万千。当年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本以为从此可以效忠王室、裨补国政，谁知却因正直敢言了遭奸按诽傍，天子疏远，从政一年多就被贬斥。诗人内心的怨望很深，却以“不怨之怨”的委婉笔法写出。篇末抒发自己眷念京国的深情，更加衬托出统治者的黑白不辨、冷酷无情。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