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宰相的家中有一栏牡丹花,待到开花时主人却不在家。
不要说长安和洛阳不算遥远,出了春明门处处皆是天涯。
注释
和:即唱和,古代诗人相互间应答酬谢所作的诗词。令狐相公:即令狐楚。相公指宰相,令狐楚曾任宰相,故称。令狐楚入相在宪宗元和十四年。牡丹:是时京师盛行赏牡丹之风俗,“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当时人多以此为诗料。
平章宅:平章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平章事”的简称,亦指宰相。中唐之后,凡任宰相,均加此衔。
两京:指当时的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此处因旧习以西京称长安东京称洛阳,合而称两京。
春明门:唐代长安城外郭东面正中的城门。
天涯:天边,意极遥远。唐代诗人王建罢官后,卜居长安西南“百里”之遥的原上,曾赋诗“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原上新居十三首》其三)。
此诗写于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三月,作者刘禹锡在长安任集贤殿学士。令狐楚元和十五年被贬衡州,大和二年刚刚被召回京师任户部尚书,不及半年又被调任为东都留守。唐人以京官为重,东都留守实是闲职,远离京国使令狐楚怏怏作《赴东都别牡丹》,刘禹锡亦为其不平而唱和作此诗。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把不协调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危机的恐惧,是这首诗的情绪症结。
从原诗文本上看,把此诗落实为政治性的信谗远贤之忧,或者感情性的背信弃爱之忧,都比较勉强。特别是政治性的揣测,更为虚幻。关键在“予美”二字。“予美”为“我所爱慕的”这个意思。在《诗经》中,美有美人、丈夫或妻子的意思,更有美丽、美好的意思。因为钟爱,觉得这个人很美。所以,“美”字应该是一种感情亲爱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予美”的对象,就不一定是已经与作者定情相恋的人,但一定是作者明白地或暗暗地相恋之人。从全诗结构上看,被爱之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被谁暗中爱上了,而第三者悄然而至。于是,作者暗中焦急:自己暗恋的人要被人抢去了呀!那是不合适的,不协调的!只有自己与这个人才是完美的一对。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暗暗的爱,暗暗的担忧,暗暗的感叹,于是,便出现了这首暗中担忧的歌。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艺术手段上,大量的比喻是其特色。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喜鹊搭巢在树上,不可能搭到河堤上;紫云英是低湿植物,长不到高高的山坡上;铺路的是泥土、地砖,决不是瓦片;绶草生长在水边,山坡上是栽不活的。这些自然现象本是常识,可是作者偏偏违反常识地凑在一起:“防有鹊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不可能的事物发生了。不过,自然规律不可违反,河堤上的喜鹊窝,山坡上的紫云英等等,都是不长久的。这里显示了比喻运用中的感情倾向性,意味着作者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谁侜予美?”实在谁也不能横刀夺爱,真正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这就是作者在担忧悬念中寄托的坚定信念。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首句“绊惹春风别有情”,撇开垂柳的外貌不写,径直从动态中写其性格、情韵。柳枝的摇曳,本是春风轻拂的结果,可诗人不以实道来,而说是垂柳有意撩逗春风。“绊惹”二字,把垂柳写活,第二句,“世间谁敢斗轻盈?”把垂柳写得形态毕肖。“轻盈”,形容体态苗条。诗人极写垂柳美,自有一番心意。垂柳暗以体态轻盈的美人赵飞燕自喻,是紧承上句,以垂柳自夸的口气写出其纤柔飘逸之美。“谁敢斗轻盈”问得极妙,这一问,从反面肯定了垂柳的美是无与伦比的,也显出了垂柳恃美而骄的神情。
后二句“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婆娑于江畔的垂柳,本是无心所插,却害得楚王宫中的嫔妃们为使腰支也象垂柳般纤细轻盈,不敢吃饭,而白白饿死。笔锋一转,另辟蹊径,联想到楚灵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故事,巧妙地抒发了诗人托物寄兴的情怀。诗人并不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而发。试想当时晚唐朝政腐败,大臣竞相以善于窥测皇帝意向为能,极尽逢合谄媚之能事。这种邀宠取媚的伎俩也很象“饿损纤腰”的楚王宫女,“楚王江畔无端种”,“无端”二字意味深长,江畔种柳,对楚王来说,也许是随意为之,而在争宠斗艳的宫女们心目中却成了了不起的大事,她们自以为揣摩到楚王爱细腰的意向了,而竞相束腰以至于饿饭、饿死,含蓄而深刻。
全诗中诗人将矛头直指皇帝及其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直陈时弊,淋漓痛快。诗人采取了迂回曲折、托物寄兴的手法,柔情中见犀利,含蓄中露锋芒,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各尽其妙。旨在写意,重在神似,他虽无意对垂柳进行工笔刻画,但给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这首诗咏垂柳,没有精工细刻柳的枝叶外貌,也没有点染柳的色泽光彩,但刻画出体态轻盈、翩翩起舞、风姿秀出的垂柳,是一首具有韵味的咏物诗。
这首词写思妇怀人而愁苦不堪。诗词以离愁为主题的作品很多,然而此词却颇有特色,显得标致隽永。
上片描绘足以烘托思妇离愁的景色。
“柳絮风轻,梨花雨细”,起笔这两句都省略了动词谓语,且语序亦倒置,补足还原应为:“风轻飘柳絮,雨细湿梨花。”这里首先借景象点明了时在暮春,此时正值轻轻暖风将柳絮吹向半空乱飞,细细春雨使一枝枝梨花带上亮晶晶的水滴。然而如此大好春光,对于独守空帏的思妇,只能成为她离恨绵绵的反衬,更没有心思去观赏。正如汤显祖《牡丹亭》所写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样。确实如此啊,天亮好久了,可她所住之处,犹然“春阴院落帘垂地”,房门上,挂的绣帘还未卷起,她仍然慵懒地躺在床榻之上。她本来早已醒了,于是半睁惺忪睡眼,情不自禁地从窗棂看出去,只见“碧溪影里小桥横,青帘市上孤烟起”。她终于忍不住要往外看,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横于“春阴院落”不远的“小桥”上。这正是由于她的情郎曾打从桥上而去,归家也必然会打从那桥上而来,所以对于那座小桥她不知望过多少次了,而今晨又忍不住再望了一回。可是这一回仍旧失望,他依然未打从那桥上归来,这真如温庭筠《思帝乡》所写的“惟有阮郎春尽,不归来”。接下去,她再将目光向远处的市镇看去,同样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那晨饮的“孤烟”冉冉升起而已。此处着一“孤”字,又正好是她此时此刻内心感到无比孤寂的写照。
下片抒发思妇对其情郎的蜜意柔情。
过片“镜约”二句,化用了南朝陈徐德言、乐昌公主夫妇及西汉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的有关典故。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尚乐昌公主。陈政衰,徐谓公主曰:“国破,汝必入权豪家。倘情缘未断,尚冀相见乎?”乃破镜各分其半,约他日以元宵日卖于都市,这就是词中“镜约关情”的出处,借此表明思妇对其情郎忠贞不渝,期能重温旧好。又西汉临邛富豪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知琴。时司马相如赴卓宅赴宴,酒酣,操《凤求凰》琴曲以挑之。文君心悦,夜奔相如,驰归成都,结为伉俪。这就是“琴心破睡”的来源,意谓那位思妇回忆起她和情郎的相遇,与相如、文君的结合极其相似,因之越想越觉甜美,竟至使睡意也淡化了。她完全清醒过来以后,才觉晨风吹凉,使得“轻寒漠漠侵鸳被”。当她一眼瞥见被面上绣制的的鸳鸯时,心中又不禁产生了鸳鸯倒永不分离而自己如今却形单影只的慨叹,真是无可奈何!歇拍两句“酒醒霞散脸边红,梦回山蹙眉间翠”,是写思妇起床后整妆时从镜中所看到的自己的形状。她记起昨夜因欲解愁而饮酒的事来,喝得两颊升起了红霞,现在虽然酒意已消,可脸边余红犹在;而刚才她与情郎相遇的美梦,可惜一下就幻灭了,她的有如春山一样翠绿的双眉怎不蹙了又蹙呢!如此以她顾影自怜的行动描写作结,给人留下她不胜相思之愁的印象就更深刻难忘了。
此词写思妇之离情,侧重于对她内心活动过程的揭示;然而全都以景物及其自身的行动烘染之,不仅无概念化、抽象化之弊,且更如小说塑造人物形象那样,颇有浮雕感、立体感的审美效应。此外,词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提炼得绮丽而自然,全词行文畅达得如行云流水。宋人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一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见《词话丛编》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