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对付愁眉紧皱而有解救的仙方，这种说法本身就颇奇颖，吸引着读者去看看究竟是什么灵丹妙药。可作者仍不直接说出，继续用了一个别致的说法：“刘伶对向亲传授。”刘伶是千年前的古人，不可能同今人“对向”，更不可能“亲传授”，但读者从这位嗜酒如命、借醉抗世的古人身上，已经猜到了同他发生关系的“仙方”会是怎么一回事。有了读者注意力的投入，以下四句一气直下地宣传，以及结尾“朝，也媚酒；昏，也媚酒”的自白，就容易收到认同的效果。“酒能忘忧”，“一醉解千愁”之类的说教毕竟过于迹近老生常谈，元人有了散曲的逞才机会，是很讲究向“妙语连珠”的目标靠拢的。
“世有”即“既有”，《西厢记》中“世有、便休、罢手”，就是明确告诉老夫人莺莺与张生已经有了那种关系。在该曲中，“人世有”者，酒也，意谓既然已经有酒在握，就不必再去管什么物换星移。这个句子内部，意象间跳跃性颇大，曲中句与句间也有这样的感觉，例如从“满怀忧，一时愁”，一下子跳到“锦封未亲香先透”，利用开坛酒香的魅力来显示忧愁的置诸脑后，真有天马脱羁之势。然而唯因这种大开大合，才表现出作者的意绪难平。结尾是又一次跳跃，但从作品的逻辑来看，“朝也媚酒，昏也媚酒”，其潜台词自然是“朝也眉皱，昏也怀忧”，故不得不借助“仙方”了。
西晋诗人左思写过一首《娇女诗》，描绘他的两个小女儿活泼娇憨的情态，生动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杜甫《北征》中有一段描写小儿女娇痴情状的文字，就明显受到《娇女诗》的启发。李商隐这首《骄儿诗》，更是从制题、内容到写法都有意学习《娇女诗》，但它又自成一格，不落窠臼，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本首诗是作者为自己的儿子李衮师写的，诗中描绘出一个天真活泼、聪明灵巧的儿童形象。这恰与作者“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贫寒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十分担心儿子将来会重复自己的遭遇，因而希望他学兵法，长大为国安边，不要死啃经书，弄得一事无成。诗的大部分篇幅写儿子，惬意、自豪之情溢于笔端；写自己篇幅虽不多，但感慨弥深，自嘲自怨，深寓怀才不遇之悲愤。然而说到国事，又流露出真诚而深切的担忧。全诗主要用叙事笔法，细节描写饶有情趣，生动逼真。
诗分三段。第一段从开头到“欲慰衰朽质”，写骄儿衮师的聪慧和亲朋对他的夸奖。“衮师”两句总提，“美”侧重于外在的器宇相貌，“秀”侧重于内在的灵秀聪敏，以下两层即分承“秀”、“美”。“文葆”四句反用陶潜《责子诗》：“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觉梨与栗。”顺手接过陶潜责备儿子愚笨的事例，变作夸赞骄儿聪明灵秀的材料，驱使故典，如同己出。“交朋”六句，转述亲朋对衮师器宇相貌的夸奖，说他有神仙之姿，贵人之相，是第一流人品。亲朋的这种夸奖，不过是寻常应酬，但诗人却似乎很相信它的真诚，不然不会那样兴会淋漓，连亲朋的口吻都忠实地加以传达。尽管接下去诗人又说：“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似乎认为亲朋的过分夸奖只是为了安慰自己这个蹉跎半生、衰朽无用的人，实际上在貌似自谦的口吻中流露的恰恰是对爱子的激赏。田兰芳评道：“不自信，正是自矜。”这是很能揣摩作者心理的。但在对爱子的这种激赏中，也隐含着诗人蹉跎潦倒的悲哀。末段自慨憔悴和对骄儿的希望都于此伏根。
第二段，从“青春妍和月”到“辛夷低过笔”，描写骄儿的各种活动和天真活泼的情态。“青春”四句，先总写“朋戏”的喧闹，以下再具体写衮师。“门有”四句，写来客时衮师抢着要出去迎接（在好客之中可能隐含着某种不自觉的愿望），但当客人问他想要什么时，他却隐藏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说（出于懂事而产生的羞怯），这和上段的“眼不视梨栗”一样，都是对儿童心理神情的传神描写。“归来”十二句，描绘衮师如何摹仿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各种有趣情事：捧着父亲的手版摹仿客人急匆匆地进门，摹仿大胡子张飞的形象和邓艾口吃的神情（可能是摹仿说书人的表演），摹仿豪鹰和猛马的气势和形状，摹仿参军戏里参军和苍鹘的表演，摹仿大人在纱灯旁拜佛。摹仿是儿童的天性，但不同性别的儿童摹仿的对象却很不相同。诗人的骄儿在聪慧灵巧、活泼天真中显出男孩子的兴趣广泛、精力旺盛，有时还不免带点滑稽和恶作剧的成分。这一节的句法也错综多变，既与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孩子的兴趣不断转移变换）相适应，又使这段描写不显得平板沉闷。“仰鞭”四句，写骄儿举鞭牵取蛛网、俯首吸吮花蜜为戏，形容其动作的轻捷。“蛱蝶”、“柳絮”是“饮花蜜”、“蛛网”产生的自然联想。“阶前”六句，集中描写因“赛六甲”（比赛书写六十甲子，也有说是赛“双陆”的）而引起的一场风波：赛输了“六甲”，就硬是要跑去弄翻姊姊的梳妆盒，拗脱了上面的铰链；当阿姊要抱开他时，他死命挣扎，索性赖在地上，对他发怒威吓也不能制止。这一节活动的场所又从室外移到室内，把小儿女玩耍嬉闹的情景和衮师恃宠仗幼、故意耍赖撒泼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充分体现出题目中的那个“骄”字──既明写衮师的骄纵，又暗透父亲的骄宠。在诗人眼里，孩子的耍赖撒泼也别有一番可爱的情趣。当读到“威怒不可律”时，读者也不禁要和在一旁观赏这场趣剧的诗人一样，露出会心的微笑。“曲躬”十句，写衮师进入书房后的活动：顺手拉过窗纱，吐口唾沫拭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父亲临帖，要求用古锦裁作包书的书衣，用玉轴作书轴，递过纸笔请父亲在“春胜”上写字。这些行动，既充满孩童的天真稚气，又表现出对书籍、文字、音乐的爱好，上承“丹穴物”的赞誉，下启末段关于读书的议论。其中象“咳唾拭琴漆”、“挺立不动膝”和“芭蕉斜卷笺，辛夷低过笔”（斜卷之笺如未展之芭蕉，低递之笔如含苞之木笔）等句，都是绝妙的写生。整个一大段描写，虽然在孩子活动的场所和内容上略有线索可循，但并无严密的结构层次，似乎是有意用这种随物赋形、散漫不拘的章法笔意，构成一种自由活泼的情趣，以适应所要表达的生活内容──儿童的天真与活力。以“青春妍和月”开始，以“芭蕉”、“辛夷”结束，中间似不经意地插入“蛱蝶”、“柳絮”等事物，使孩子的嬉戏在春意盎然的气氛中展开，更衬托出孩子的生气与活力。而在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嬉戏画面后，则隐藏着一个始终跟随着活动中的骄儿的镜头，这就是诗人那双充满了爱怜之情的眼睛。
最后一段，抒写因骄儿引起的感慨和对骄儿的期望。“爷昔”四句，慨叹自己勤苦读书著述，却落得憔悴潦倒，困顿失意。“无肉畏蚤虱”，是幽默的双关语。明说身体消瘦，暗喻遭到小人的攻讦。《南史·文学传》载：“卞彬仕不遂，著蚤、虱等赋，大有指斥。”诗人自己也写过一篇《虱赋》，其中有句说：“汝职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绝。”这首诗里的“蚤虱”大概正是指这种专门攻讦穷而贤者的小人。“儿慎”六句，告诫儿子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读经书考科举的道路，而要读点兵书，学会辅佐帝王的真本事。“况今”八句，更进而联系到国家而临的严重边患，希望孩子迅速成长，为国平乱，立功封侯。这一段蕴含的思想感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式的牢骚不平，也有“请君试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一类的深沉感慨，更有徒守经帙，于国无益，于己无补的深切体验与痛苦反省。诗人未必认为学文一定无用，也未必真正否定“读书”、“著述”，但对死守经书、醉心科举的道路确有所怀疑。
左思的《娇女诗》止于描绘娇女的活泼娇憨，李商隐的《骄儿诗》则“缀以感慨”，有人曾批评这首诗“结处迂缠不已”（胡震亨）。这种批评恰恰忽略了《骄儿诗》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把学习看成了单纯的摹仿。和左思以寻常父辈爱怜儿女的心情观察、描绘骄女不同，李商隐是始终以饱经忧患、身世沉沦者的眼光来观察、描绘骄儿的。骄儿的聪慧美秀、天真活泼，正与自己“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加深了身世沉沦的感慨；而自己的困顿境遇又使他对骄儿将来的命运更加关注和担扰：自己的现在会不会再成为孩子的将来？“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的感慨和期望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产生的。屈复说：“胸中先有末一段感慨方作。”这是很精到的。正因为有末段，这首诗才不限于描摹小儿女情态，而是同时表现了诗人的忧国之情和对“读书求甲乙”的生活道路的怀疑，抒发了困顿失意的牢骚不平，其思想价值也就超越了左思的《娇女诗》。
诗选取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纯用白描，笔端充满感情。轻怜爱抚之中时露幽默的风趣。但在它们的后面却饱含着诗人的沉沦不遇之泪。全诗的风格，也许可以用“含泪的微笑”来形容吧。
这首词写作者独自离开历下城时的感受。
词的上片，起笔叠用三个“无”字，以白描方式突出飘泊者的凄凉，更增浓了漂泊者的悲哀。前三句写尽行踪飘零，宦途辗转。“南山”两句，点出题旨。“南山”“相送”，却被“高城”隔断，无限依恋，更增一层哀伤。“南山”二句继写送故人时的无限依恋。有情之人与无情之人对比鲜明，更显离愁之深。
词的下片，抒发人生感慨。“罨画’句写历城风光如画，使人留恋，令人难舍，赞历下林泉景胜。“算重来”以下，设想今后变迁，不胜感慨。这首词上片描写行客离别是的愁绪和恋恋不舍的心情，下片“刘郎”句用刘禹锡受贬、远谪僻乡重回长安但青春已去的故事，抒发年华易逝的感喟。感叹好景不常、华年空过、有情人无缘聚首的遗憾，全词语辞清丽婉雅而不绮艳，情意缠绵真挚，韵味久耐。全词以“无根”为抒情之根本，抒情凄婉。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
这首词丽而不艳，清雅深婉，情义缠绵，韵味十足，令人回味无穷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上联描写了乐游原的景色，渲染了凄凉的气氛。登临乐游原，只见孤鸟远飞；沧海桑田，人事变迁，惟有长空永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体现了诗人对物是人非，夕盛今衰的感慨之情，对执政者的劝勉忠告。诗人在此展示了永恒的宇宙对有限的人事的销蚀，深感人世盛衰、兴亡迭代、终在无限的宇宙中归于寂灭，可见诗人感慨之深。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下联萧瑟凄凉，衰败的景色使诗人对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世沧桑发出由衷的感慨。诗人从纵横两方面，即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分别进行观览与思考，从而表达出登楼临眺时触动的个人感受。用典的修辞手法，凝练含蓄，反用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飞意”，言汉朝之英雄伟业皆已成历史陈迹，诗人内心对报效祖国，建功立业，驱除侵略者抱有崇高的爱国热情，感喟之情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