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注释
箕子:名胥余,商纣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称箕子。
谟:谋划。
范:法,原则。
隤(tuí):跌倒。
明夷:卦名,象征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
彝(yí):常规。
伦:人伦。
《洪范》:相传为禹时的文献,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
殄:灭绝。
向使:如果。
未稔:没成熟,没达到顶点。
武庚:名禄父,纣王子。周武王灭商,封武庚以存难祀。武王死,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
颂:即从“蒙难以正”至结束“继在后儒”处,《古文观止》未录“颂”。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谪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这首诗写旅途中的客思。诗人因路遇风波而夕次孤驿,在孤驿中所见全是秋日傍晚的一片萧索的景象,夜听寒钟思念故乡,彻夜未眠。一片思乡之情和愁绪全在景物的描写之中。诗的妙处,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此诗对旷野苍凉凄清的夜景极尽渲染,把风尘飘泊,羁旅愁思烘托得强烈感人。
首联点题,交代时间地点,自然引出下文停船所见景物的描写。“孤”含有孤寂之意,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落帆”“停舫”意为黄昏时分船要泊岸停靠。
颔联承接首联,“风起波”“日沉夕”描写夜晚江边的景象。傍晚因路途风波,不得不停舫孤驿,交代停泊的原因,也写出羁旅奔波的艰辛。晚风劲吹,水波浩荡,夕阳沉落,暮色昏暗,以旷野苍凉凄清的夜景,烘托内心漂泊异乡的凄苦心情。
颈联描写停舟靠岸后放眼所见景象。“山郭暗”“芦洲白”写夜色降临之景;“人归”“雁下”意为随着夜色降临,在外的人们回到家,高飞的大雁也停下休息。日落黄昏,是人回家鸟回巢的时刻,眼见人们回家尽享家的温馨以解一天的疲惫,鸟儿们也有温暖的巢得一晚的安眠,反观自身却是孤身一人,流落天涯,有家不能回,无限酸楚顿上心头,颇有“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味。此处精选意象,运用色彩明暗对比渲染了凄冷的意境,景中寓情(借景抒情),借人归雁下表达羁旅乡思之情。夜幕降临,人雁归宿反衬作者客居异乡的凄苦惆怅。
尾联“独夜”“听钟”“未眠”也处处点“夕”,处处写夜,写出乡思客愁之深。
韦应物诗风委婉含蓄,多借物抒情。在《夕次盱眙县》这首诗中,诗人运用很多意境。如“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在这一点上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如出一辙。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遭谪边多年。刘瑾败后,官至兵部尚书。但其安邦定国大志终不得伸展,心中自然苦闷,故有夜不入眠,寻幽解闷之举。《龙潭夜坐》便是此种心境的写照。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首联写“花香”、“溪声”引动诗人游兴。此处开篇点题,扣住“夜坐”落笔,先从嗅觉、听觉写起,“花香”扑鼻而不知所自,“溪声”充耳却隔着石林茅屋。夜深人静,“花香”、“溪声”自然格外清晰,但又都笼罩在夜色朦胧之中,让人感知得到,而捉摸不着,充满神奇的力量,令人向往,激发了诗人的游兴。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此联写诗人月夜独游。诗人这里自称幽人。明月当空,诗人踏着月光,在龙潭附近夜游。四周一片幽静,唯有山中栖息的鸟儿不时发出鸣叫。这里,诗人意在表现月夜的孤寂空廓,但不从寂静无声上用力,而是特意地写了声响,以反衬周围环境的空旷幽邃,达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使自然界充满生命的意趣。
“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这一联写诗人徜徉在大自然中的轻松快慰的心境,颇似陶渊明的田园归隐情调。诗人踏着“草露”,迎着“松风”,不怕草鞋打湿,任凭风吹衣飘,虽有露冷风凉之感,但诗人向往归隐生活,一派隐逸风情跃然纸上。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尾联抒发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大江南北壮丽风光的热爱。孔子在《古琴操》中有《猗兰操》,哀伤生不逢时。王守仁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因小人陷害,以功成罪。作此诗时,正是他伤不逢时的时候,所以借《猗兰操》琴曲名来抒发心中的烦忧。但正当他面对大江,想要发泄不满时,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又使他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足见诗人的胸怀是坦荡豁达的。
全诗写龙潭夜景,一片清幽,含蓄委婉地抒发了诗人厌倦世俗官场,眷然归与的思想感情。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