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阕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俏丽身姿。起始二句叙季节的变换,既平直自然,又蕴含哲理。第一句才说“春归”,第二句就说“春到”。春归是梅花在风雨中所送,春到是梅花在飞雪中所迎。很显然,这里的“迎春”、“送春”者,不是“风雨”、“飞雪”,而是梅和梅花。在风雨中送走春天时,梅花虽已凋谢但在飞雪中迎来春天时,梅花却正吐艳。这两句对仗工整,拟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承“飞雪”写出,极力渲染梅花开放时的冰雪环境,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在“百丈冰”的时节梅花开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一来,“犹有花枝俏”一句就格外醒目。梅花不仅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开放,而且开放得还特别俏丽。作者以冰雪衬托风骨铮铮的梅花,以梅花的品质、梅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人。作者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全新的,不仅是诗人眼中梅花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下阕是对无私无欲的梅花的礼赞。首句承“俏”字写出。俏丽的梅花开放于寒冬之时,它是春天的信使,预报春天就要到来,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她已经飘零了。这就是梅花乐于奉献的性格,所以作者说梅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俏”字浓缩了千种生机,万般气,是这首词的诗眼,是新时代梅花精神风貌的外现。“俏”字也是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桥梁,使整首词的境界浑然天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两句,描写春天降临繁花似锦的时候,梅花那种舒心高兴的样子。写出了花不仅有俏丽的身姿,而且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笑”字写出了新时代梅花谦逊脱俗的品质,豁达大度的精神风采极大地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新时代的梅花形象象征了共产党人斗争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美德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首咏物词是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典范。词前序中说的“反其意”是读者进入这首咏梅词艺术境界的极佳通道。陆游当时主张北伐,皇帝不信任他,朝廷中主和的投降派又排挤、攻击他,他难酬壮志,伤感悲凉,便作了《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持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但是,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要听任群芳的嫉妒,没有阳光普照,却有风摧雨浇,尽管最后“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始终保持了固有的芳香,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表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陆游笔下的“梅花”生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长。陆游笔下的“梅花”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颓唐哀伤,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献。陆游笔下的“梅花”“一任群芳妒”孤芳自赏,无可奈何,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山花烂漫的花丛中欢笑,永远与百花在一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最终结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在春天里得到永生。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诗词中比、兴手法用得最好的一首。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词中象征、拟人、衬托、比喻、夸张、对仗、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出了梅花富于挑战性的个性和谦逊无私的高风亮节,较完美地实现了托物言志的目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品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反用其原本的寓意而写了这首词。
风雨将春天送走了,飞雪又把春光迎来。正是悬崖结下百丈冰柱的时节,但仍然有花枝俏丽竞放。
俏丽但不掠春光之美,只是把春天的消息来报告。等到满山遍野开满鲜花之时,梅花却在花丛中欢笑。
注释
卜算子:词牌名。
陆游咏梅词:指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陆游创作有一百多首咏梅词。
冰:形容极度寒冷。
犹:还,仍然。
俏:俊俏,美好的样子。
烂漫:颜色鲜明而美丽。
丛中笑:百花盛开时,感到欣慰和高兴。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团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发生激烈争论。会后,苏联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当时,以美国为首的民方国家一直对华经济封锁。苏联的严重措施,实际上断绝了中国从国外获取先进技术装备的正常渠道。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严重困难面前,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大无畏的气概顶住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做准备。他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感到文辞好;但意志消沉,只可借其形,不可用其义,于是他再续一首与陆游的词风格不同的咏梅词,目的主要是鼓励大家蔑视困难,敢于战胜困难。此词最早发表于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此词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阕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俏丽身姿。起始二句叙季节的变换,既平直自然,又蕴含哲理。第一句才说“春归”,第二句就说“春到”。春归是梅花在风雨中所送,春到是梅花在飞雪中所迎。很显然,这里的“迎春”、“送春”者,不是“风雨”、“飞雪”,而是梅和梅花。在风雨中送走春天时,梅花虽已凋谢但在飞雪中迎来春天时,梅花却正吐艳。这两句对仗工整,拟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承“飞雪”写出,极力渲染梅花开放时的冰雪环境,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在“百丈冰”的时节梅花开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一来,“犹有花枝俏”一句就格外醒目。梅花不仅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开放,而且开放得还特别俏丽。作者以冰雪衬托风骨铮铮的梅花,以梅花的品质、梅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人。作者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全新的,不仅是诗人眼中梅花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下阕是对无私无欲的梅花的礼赞。首句承“俏”字写出。俏丽的梅花开放于寒冬之时,它是春天的信使,预报春天就要到来,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她已经飘零了。这就是梅花乐于奉献的性格,所以作者说梅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俏”字浓缩了千种生机,万般气,是这首词的诗眼,是新时代梅花精神风貌的外现。“俏”字也是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桥梁,使整首词的境界浑然天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两句,描写春天降临繁花似锦的时候,梅花那种舒心高兴的样子。写出了花不仅有俏丽的身姿,而且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笑”字写出了新时代梅花谦逊脱俗的品质,豁达大度的精神风采极大地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新时代的梅花形象象征了共产党人斗争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美德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首咏物词是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典范。词前序中说的“反其意”是读者进入这首咏梅词艺术境界的极佳通道。陆游当时主张北伐,皇帝不信任他,朝廷中主和的投降派又排挤、攻击他,他难酬壮志,伤感悲凉,便作了《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持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但是,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要听任群芳的嫉妒,没有阳光普照,却有风摧雨浇,尽管最后“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始终保持了固有的芳香,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表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陆游笔下的“梅花”生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长。陆游笔下的“梅花”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颓唐哀伤,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献。陆游笔下的“梅花”“一任群芳妒”孤芳自赏,无可奈何,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山花烂漫的花丛中欢笑,永远与百花在一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最终结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在春天里得到永生。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诗词中比、兴手法用得最好的一首。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词中象征、拟人、衬托、比喻、夸张、对仗、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出了梅花富于挑战性的个性和谦逊无私的高风亮节,较完美地实现了托物言志的目的。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的咏物诗,作者借咏流萤表达了物虽小而不碍其光华的哲理,同时又借物自喻,寄寓身世之感。因有所寄托,因而别具情致。
此诗前两句从流萤的飞翔之形、发光之态的角度开始写,“流光小”与“弱翅轻”衬托出了萤火虫的弱小。这种手法,有点类似唐朝李嘉的《咏萤》:“映水光难定,凌虚体自轻。夜风吹不灭,秋露洗还明。向烛仍分焰,投书更有情。犹将流乱影,来此傍檐楹。”此诗通过萤火水上轻舞、空中展翅、风吹不灭、露洗还明、输光伴夜读、流连在楹檐等形象的刻画,突出了其飞翔之姿、发光之征。但虞世南的诗并不以绘形为目的。诗的三、四两句则由表及里,一下子窥视到萤的内心世界:“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多么顽强的个性,多么可贵的追求,尽管自己的生命弱小,但它不甘默默无闻,不愿自暴自弃,偏要在暗夜中闪光,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执著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那出现在读者眼前的萤火,就不是一只小小的飞虫,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精灵,一个个性独特、胸怀不凡的刚毅之士,其伟岸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又促人深思猛省。
《老子》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意思是说,道虽然是无名而质朴的,很小不可见,但是天下谁也不能降服它,令其称臣。人生在世,应该努力进取,刻苦学习,即使先天条件不足或有所限制,但是无碍于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学识。这首小诗也即阐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
这是一首写景的七言诗,表现了暮春时节的景象和诗人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写景为主,后两句由景生情,抒发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和追求。花落了虽又重开,燕子离去了还会回来,然而那眷恋春光的杜鹃,却半夜三更还在悲啼,不相信东风是唤不回来的。 诗中的“落更开”描述了三月的花谢了又开,表现了春光未逝;“燕飞来”描述了低矮的屋檐下有燕子飞来飞去,表现了春光生机犹在写出了暮春景象:春光未逝,生机犹存的特点。
后两句以拟人的手法来写了杜鹃鸟,塑造了一个执着的形象,借此表现自己留恋春天的情怀,字里行间充满凄凉的美感。东风就是指春风,子规,杜鹃鸟经常在暮春啼叫。诗人用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来表达竭尽全力留住美好时光的意思,既表达珍惜的心情,又显示了自信和努力的态度。表现了自己顽强进取,执着追求美好未来的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
这首诗的子规(杜鹃)与以往大部分诗里借喻哀伤,凄切的含义较不相同,带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