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

　　李白有《塞下曲》六首。元人萧士赟云：“此《从军乐》体也。”这一组诗与其他许多初、盛唐边塞诗一样，以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反映了盛唐的精神风貌。

　　【其一】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的凄凉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之中去领受，去回味。《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沈德潜评论这首《塞下曲》前四句说：“四语直下，从前未具此格。”又说：“一气直下，不就羁缚。”诗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作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语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钲、鼓，用来节制士卒进退，五、六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白天在钲、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儿。这里，“晓战”与“宵眠”相对应，当是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随”字，摹状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二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功先的心态则亦尽情流露出来。

　　尾联“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兰：据《汉书·傅介子传》：“汉代地处西域的楼兰国经常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王贪他所献金帛，被他诱至帐中杀死，遂持王首而还”。这里是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直”与“愿”字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其二】

　　这首诗写战士们努力征战，不辞辛苦，希望能真正营造出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让广大人民不再受外族入侵的威胁，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其三】

　　首句写战马飞奔，有如风驰电掣。写“骏马”实际上是写驾驭骏马的健儿们，马壮是为了借喻兵强。在唐代前期，胡马南侵是常有的，唐高祖李渊甚至一度被迫“称臣于突厥”（《旧唐书·李靖传》）。因此，健儿们杀敌心切，斗志昂扬，策马疾行。

　　“出渭桥”和“辞汉月”，是指出军队的出发点和行军路线。“出渭桥”而“鸣鞭”，正所谓快马加鞭，进一步烘托出健儿们的急切心情，也渲染了军事任务的紧迫和唐军士气的旺盛。气势雄浑，大有高唱入云之势。

　　从“辞汉月”到“破天骄”，即从军队出发到克敌制胜，是一个极大的转折。“插羽”，鞍上箭。“天骄”，匈奴曾自称“天之骄子”，这里泛指敌人。从“弯弓”到“插羽”，瞬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大转折，省掉了多少鏖战情节和厮杀场面的描写，足见布局的简洁，笔法的洗炼。然而这又是十分自然的、可信的。既然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昂，自然就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天兵所向，势如拉枯摧朽。这是符合逻辑和顺理成章的。也暗示将领指挥得当，这次战役完全符合“兵贵神速”的兵法要求。

　　五、六句描写“破天骄”后的战场景象。在正义之师面前，敌人不堪一击，土崩瓦解，望风而逃。古人认为客星呈现白色的光芒，就是战争的征兆。星芒已尽，就意味着战争结束。北方沙漠、草原，广阔无垠，浩瀚如海，故名瀚海。“海雾消”，指漠北战争气氛已经消失。

　　麟阁，即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绘十一位功臣像于其上，后即以此代表卓越的功勋和最高荣誉。霍嫖姚，指霍去病，汉武帝时大将，曾任“嫖姚校尉”。清人王琦云：“末言功成奏凯，图形麟阁者，止上将一人，不能遍及血战之士。太白用一‘独’字，盖有感于其中欤。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风也。”（《李太白全集》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句确实或有讽刺之意。同时也是以士卒口吻表示：明知血战凯旋后只能有“上将”一人图形麟阁，但他们仍因能报效国家、民族而感到自豪和满足。功业不朽不一定必须画像麟阁。这更能体现健儿们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使此诗具有更能震撼人心的悲壮色彩。诗人为“济苍生，安社稷”，是“愿为辅弼”的。但他一直希望功成身退，归隐林泉。他多次表示要“功成身不居”（《商山四皓》），“功成谢人间”（《翰林读书言怀》）。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素志和生活情趣。这首诗前六句为总的铺叙以引出结尾两句的感慨。在前六句中，前三句描绘出师时的雄壮，后三句妆摹破敌时的英威。全诗笔力雄健，结构新颖，篇幅布局，独具匠心。

　　【其四】

　　这首诗写的是闺中女子对远征亲人的思念。开头写闺中女子想象亲人戍守边塞的情形，以此寄托思念之情。接着写女子在离愁的煎熬中，度日如年的情景。

　　【其五】

　　首联两句，分述了敌我两军的态势，指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塞虏”，塞外的强盗，含有轻蔑、贬斥之意。当时的北方诸胡，有的还是原始部落，有的则转向世袭王权制，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他们对唐王朝的物质文明常怀觊觎之心，故边境屡遭蹂躏边塞战争大都起因于此。“乘秋下”，是指到了秋收季节，他们就乘隙而入，烧杀劫掠。“天兵”，天朝的军队，含有歌颂、赞美之意。他们堂堂正正，出塞去抗击胡虏。通过措词的褒贬色彩，表明了诗人鲜明的爱憎。

　　颔联两句，与首联“天兵”照应。“虎竹”，兵符，分铜虎符与竹使符两种，合称虎竹，由朝廷和将领各执一半，发兵时相对合作为凭证。“将军分虎竹”，是指将领接到征战的诏令。“战士卧龙沙”，指军队已抵达塞外战场。“龙沙”，指白沙堆沙漠，在楼兰国附近。这两句属对工整，气势磅礴。从将军到战士，同仇敌忾，威严整肃，争相建功报国。刚刚颁发诏令，很快就已深入敌区，表明进军神速，所向无敌。清人吴汝纶说这两句“有气骨有采泽，是太白才华过人处”（《唐宋诗举要》），是深中肯綮的。

　　颈联两句，描写边塞风光和战斗生活。“胡霜”与首联的“秋”相照应。“边月”、“胡霜”，均为静物。皎洁的月色，银白的寒霜，笼罩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造成一派朦胧苍凉的气氛。而“弓影”飘移，“剑花”闪烁，则包含着战士的行动。用“随”和“拂”这样两个锤炼而得的动词把两者结合起来，就使静物和人物的动态融为一体，显得生机勃勃。这就构成一种奇妙的意境：于苍茫中见壮美，于异彩中显飘逸。诚如沈德潜所说：“只弓如月，剑如霜耳，笔端点染，遂成奇彩。”（《唐诗别裁》）弓与月，形状相似；剑与霜，颜色相同。诗人巧妙地利用它们的某种共性，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显得自然、和谐，使艰苦的军旅生活衬托得轻松、愉快。因此邢昉说：“以太白之才咏关塞，而悠悠闲淡如此，诗所以贵淘炼也。”（《唐风定》）在尾联中以诗中主人公的口气抒发了“天兵”的必胜信念和献身精神，把全诗推向了高潮。“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是征人向少妇劝慰：未获全胜，玉门关还不能入，请亲人耐心等待，不必长吁短叹。大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据《后汉书》，班超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艺苑雌黄》云：“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李白之善于用典，大率类此。结局不落边塞诗以乡愁，闺怨作结的窠臼，而造成余音袅袅余韵无穷之感。这别具一格的结尾，使贯串全诗的壮美情怀更加完善，崇高精神得到升华了。

　　【其六】

　　这首诗写了由于匈奴南侵引起新的战争，但在杰出将领的率领下，勇敢的战士们又一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时北方突厥非常凶悍，对李唐王朝形成了长期严重的威胁。诗人选择汉军抗击匈奴的题材，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左右，诗人刘长卿结束了十年多闲居流寓生涯，以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题中的鄂州，在今湖北省鄂城县，是转运使署所在地。

　　首联从御命赴任写起。“多惭恩未报”系泛泛铺垫之笔，主要是用以引出下句。“敢问路何长”，表面似乎在探问路途遥远实际寄寓对人生之路的探索。第二联承“路何长”写次岘阳馆所见之景。“万里通秋雁”句，也寄寓着诗人自己多年来宦海飘泊及此行中旅途劳顿之感。“千峰共夕阳”句，这里的“千峰共夕阳”，透露着旅途孤寂，只能跟千峰共赏夕阳之意。当然，此次赴任，诗人大可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的，他在旅途中的这样劳顿孤寂之感，读者只能从他“路何长”一语中所透露的仕途坎坷之感中找到一点线索。第三联，缴清题目中的“怀旧居”。“旧居”有何可怀，诗中只字未道，可见此诗意不在独居。诗里略略点了一下现在离家乡和旧居越来越远了，不过是想加强“路何长”的感慨。

　　末联重道旅况，回应首联的“路何长”。诗人虽然说的是旅途跋涉的风霜劳顿，读者却可从中读出诗人回忆十数年的宦途，设想未来时的怅惆与踯躅。“敢问路何长”是这首诗的情感主线，诗人于其中融注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有吏干而敢于刚而犯上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愤慨。

　　刘长卿曾以“五言长城”自诩，尤工五律。这首诗运用贴切精工、凝炼自然、清秀淡雅而又谐美流畅的语言来写景抒情，诗的感情真挚动人，风格上则工秀邃密而又委婉多讽。为此卢文弓召在《刘随州文集题辞》中，也指出刘诗“含情悱恻，吐辞委婉，情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