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要推那沉重车,只会落得一身尘。不要想那愁心事,只会痛苦惹上身。
不要推那沉重车,尘土遮空灰蒙蒙。不要想那愁心事,心中不安会得病。
不要推那沉重车,尘土遮路看不清。不要想那愁心事,只使忧伤更加重。
注释
将:扶进,此指推车。
大车:平地载运之车,此指牛车。
疧:病痛。
冥冥:昏暗,此处形容尘土迷蒙的样子。
颎:通“耿”,心绪不宁,心事重重。不出于颎,犹言不能摆脱烦躁不安的心境。
雍:通“壅”,引申为遮蔽。
重:通“肿”,一说借为“恫”,病痛,病累。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无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无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无思百忧’三句,并无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无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无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无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无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无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言无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无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无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无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无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此诗的题旨背景主要有多种说法:朱熹认为:“此亦行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今人高亨解此诗为:“劳动者推着大车,想起自己的忧患,唱出这个歌。”陈子展称:“《无将大车》当是推挽大车者所作。此亦劳者歌其事之一例”,“愚谓不如以诗还诸歌谣,视为劳者直赋其事之为确也。”
“一派明云荐爽”一首,结构与“秋气”篇略同,上片写景怀古,下片抒情。首句为眼前秋景,次句为耳中秋声。“明云荐爽”的秋空,固然迥别于万马横排的阴霾;“碧空中响”的秋声显然也不同于“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的三更素商。它或许是霜晨雁叫,或许是唳鹤排云、萧瑟之中又饶清丽。然而,景观虽异,它所引起的作者的感触则同。作者一想到秋阳下如此莽莽苍苍的大好河山已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不能不慷慨生哀。一个“徒”字,便已曲折地传达了此中消息;而嗟叹伯符、寄奴之已往,更将这层心事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来。寄奴即宋武帝刘裕,东晋末曾率兵北伐,企图将中原地区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回,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之句,亦是借咏刘裕以表达自己的抗金复国之志。这个典故的含义较为明白。伯符即孙策,一般人多不过以为他少年英雄,骁勇善战而已。实则据《三国志·吴志》本传,“建安五年,曹公(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可见他还是一个汉家天子的忠臣。陈维崧嗟叹伯符已往之真意,或即在此。要之,伯符、寄奴皆喻抗清复明之志士。斯人已逝,恢复无望,作者安得不嗟!
昔日英雄既已往矣,而作者自己虽有雄才大志,但亡国之余,沦落憔悴,无从一展身手。换头三句即道此意。“厮养”犹言厮养卒,取薪者为厮,造食者为养。作者虽未必真的躬操贱役,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有“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之语,则其时作者生活处境之艰难,概可想见。“十载”未必是实数,但如作实数看,亦无不可。盖清兵入关在甲申(1644),后十年为顺治十一年(1654)。作者至康熙十八年(1679)五十四岁时始应诏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走上仕途,则1654年前后自视有如厮养卒,亦无足怪。“长头”谓身材伟岸,语出《后汉书·贾逵传》及《南史、范岫传》。“大颡”义犹“长头”。作者以“长头大颡”自喻怀抱之高,才学之富。长头大颡之人而沦为厮养卒,作者怎能不羞?怎能不自觉有负平生之志?
但作者并未消沉下去。结尾三句从前面的悲嗟叹息、羞愧自责的心情中突然振起:趁此秋晴时候,快马著鞭,往游上党;再掉臂西行,登上壁立千仞的西岳莲花峰,观看巨灵神为通黄河而擘开华山与首阳山时留下的掌迹。按上党在山西东南,为战国韩地。秦并天下,置上党郡,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而华山在陕西境内,两地相去甚远。作者这里显然是以登临之高、所观景象之壮丽,来喻示自己志向之大。读其词,正可想象出作者当日意气干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形象与气概。豪情快语,足令当时与后世读者为之浮一大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晋郭璞注,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所居的发鸠之山,即座落在上党境内,精卫填海与巨灵擘山,虽一成功一不成功,但都是对天地山河的一种改造。如果说所谓游上党、登华岳不仅仅是说登高远眺,而且另寓深意,当非厚诬古人。
维崧之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这从上文的简析中已可概见,无须多说。须特别提出者,他又是清初四六名家。《清史稿·文苑传》论其骈文“导源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骈文的一大特点是用典。维崧万卷在胸,作骈文时用典固然随手拈来,作词时也技熟手快,用来毫不费力。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使词味醇厚耐咀嚼,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之意包裹在一层迷离朦胧的古典罗之中,减轻了因干触时宪而可能招致的政治迫害
词人亲眼看到金人南侵,君主被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中,写下了这首忠愤填膺的词,其凄凉怨慕之音,缠绵悱恻之感,溢于字里行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
全词不言国破君掳,巢复卵毁,而言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一种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跃然纸上。“春昼长”一语,把客观的景物描写,转向主观的心理感受,是景为情使,情因景生,抒情和写景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富丽堂皇的景物后面,蕴藏着深深的隐痛。接着词人把笔锋一转:“燕子归来依旧忙”,燕子是无情之物,它哪里知道楼殿依旧,而主人已换,仍然忙着衔泥,在旧梁上筑起新巢,俨然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之感。最后“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点明题旨,怀念故君。结句真味无穷,辞意高绝,一个芳馨悱恻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因为它是从题前着笔,题外摄神,只用了一个“破”字,便把从清晨忆到黄昏,又从黄昏忆到月上柳梢,都沉浸在如痴如呆的回忆中。昔日的宫柳凝绿,今朝的淡月黄昏;昔日的笙歌彻旦,今朝的楼殿无人,在在是强烈的对比,在在是伤心的回忆,不言相忆之久,而时间之长自见;不言相忆之深,而惓顾之意甚明。“月破黄昏”是写景;“人断肠”是抒情,把写景和抒情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句子里,而景物在感情的丝缕中织得更加光彩夺目,感情在景物的烘托中更加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抒发深沉的感慨,不着一句实语,而是把山河破碎、君王被虏的残酷现实写进了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中.以物事人非的沧桑变换把往事堪哀的失国之痛表达得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