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王安石回江宁为父亲和长兄王安仁扫墓，不觉悲思万缕，泪若江潮，白发先出，朱颜早凋，因而发出了轩冕不足乐、终欲老渔樵的感慨。大概是从父兄虽然学问卓越、志节高尚，却穷老仕途、英年早逝的惨淡经历受到触动，引发了他潜藏于心中的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然而他也只能借诗抒怀，不能付诸于实际。

　　此诗一方面是表达了作者在扫墓时对父亲的沉痛哀悼之情，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推行新法时的艰难处境作了一番慨叹。

　　作者用“雪”与“朱”两个颇具色彩的字极其生动而且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头发与容颜因操劳过度而出现的未老先衰的状况。当时王安石只有三十二岁，本该是黑发朱颜，但现在是“白发争出”“朱颜早凋”，显然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感慨：自己虽然身居官位，却丝毫没享受到当官本该有的乐趣，一心想推行新法，又遇到重重阻力，自己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至于才过而立之年就华发早生、苍颜毕现，世事实在是太艰难了。“雪”与“朱”相对，产生强烈的色彩对比，隐含着诗人对过早衰老的感叹之情。这种悲叹与全诗抒发的客思之愁，寒食之哀以及为官不快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使诗人关于衰老的感叹更为深沉。整首诗把思乡之愁、哀悼之痛、早衰之叹、为官之苦有机地串联，并用“雪”与“朱”这两个字把王安石内心的感慨与苦楚更加深沉地表达了出来。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由于家中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几十口人赖其官禄，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此诗通过皎皎明月抒发主人公的愁思。其主题有两种解读：一说塑造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一说刻画了一个独守空闺、愁思难寐、徘徊辗转的闺中女子形象。全诗充分运用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以及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性，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揉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

　　按第一种说法，此诗为游子思乡之作。

　　游子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更深人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引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月赋》曰：“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无名氏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的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衾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

　　不是过于耀眼的月光打扰他的睡眠，而是“忧愁不能寐”。他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揽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游子“看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他醒着的时间长，实在无法入睡；同时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痛苦的剧烈。

　　诗写到这里，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接着写“忧愁”的原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画龙点睛，点明主题。这两句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为何又说“不如早旋归”呢？实际上他乡作客，何乐而言。正如汉乐府相如歌辞《饮马长城窟行》所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而异乡游子欲归不归的情状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即如此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却又仕途阻滞，进退两难。这两句诗正刻划出他想归而不得归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

　　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像开头四句那样，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心灵最深层的痛苦。前面写到“揽衣起徘徊”，尚是在室内走走，但感到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走出户外了。然而，“出户彷徨”，半夜三更，他像梦游似的，独自在月下彷徨，更有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地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不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失望。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了，他又回到室内去。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翻腾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至再也禁不住“泪下沾裳衣”了。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是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是很高明的。

　　按第二种说法，此诗抒发女子闺中望夫之慨。

　　闺中女子的愁思由明月引起。这里的“罗床帏”指闺房。夜深人静，孤寂难耐的时候，月光皎洁照耀着床帐。原本“忧愁不能寐”，月光的照临更勾起若许的情思，只好披衣而起，徘徊于闺室。开头两联，就形象生动地把一个辗转徘徊的孤闺女子亮相于明月清辉之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是女子心头对“客行”在外游子的劝说，有抱怨，也有期许。这一联是对全诗主题的揭示。但说归说，怨归怨，在此时此刻他不能听见，也不能回来。这满腹的愁思无人可以告诉。无可奈何，只好孤独地到院子里去流连彷徨，去对月倾诉。但月亮照我影，却难慰我情，抬头仰望愈久，而“忧愁”愈添，不得不回到房屋里去，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里诗人以泪写愁，以泪写苦，以泪写思念，“泪下沾裳衣”不但说泪多，而且把情感推向高峰。后两联如泣如诉，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