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有一株繁盛的柏树生长在高大的山冈之上,它的树冠是那样的茂盛,形状就像是车上遮雨蔽日的车篷。
它那如蛟龙猛虎般的风姿是那样的巍然高耸,它一定可发主持担当高风流云的际会。
它是如此的圣明,所以龙直之人都依附于它,元老旧臣也对它行再拜礼。
我怎么能够知道已经生长了一千年的树根,中途却变了颜色成为枯槁,不再有当年的风姿。
它生长的地方不是得不到适宜生长的土壤,它盘据地地方是如此的高大峻峭。
在凛冽的寒冬它突然间失去了依仗,一天天地过去,它的枝叶失去了青葱的苍翠,变得没有了生机。
一只美丽的凤凰带领着它的九只幼鸟,凄惨地哀鸣飞翔在它的周围。
而一只丑陋的鸱鸮却志得意满,在柏树的洞穴内将养自己的幼子。
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位漂泊之人,它面对此情此景长久地伫立惊讶着。
静下来去探求事物精微的义理,世事无常难以依赖倚仗。
注释
崇:山大而高。
童童:茂盛貌。
偃蹙:屈曲伏卧。
蟠据:盘踞;占据。
丹凤:即凤凰,传说中的神鸟。特指红色的凤凰。
吁怪:惊讶;惊异。
精理:精微的义理。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仅从文本看,诗写深秋月夜景色,然不作静态描写,而借神话传说宛言月夜冷艳之美。首句以物候变化说明霜冷长天,深秋已至。次句言月华澄明,天穹高迥。三四句写超凡神女,争美竞妍。诗以想像为主,意境清幽空灵,冷艳绝俗。颇可说明义山诗之唯美倾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它的特点在于即景寓情,因象寄兴。诗人不仅是写生的妙手,而应该是随物赋形的画工。最通常的题材,在杰出的诗人的笔底,往往能够创造出一种高超优美的意境。李商隐的这首《霜月》,就会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写的是深秋季节,在一座临水高楼上观赏霜月交辉的夜景。它的意思只不过说,月白霜清,给人们带来了寒凉的秋意而已。这样的景色,会使人心旷神怡。然而这诗所给予读者美的享受,却大大超过了人们在类似的实际环境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诗的形象明朗单纯,它的内涵是饱满而丰富的。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霜月,说明时间在深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仲秋之月鸿雁来,季秋之月霜始降。”所以诗中说,听到南飞大雁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儿的鸣叫。而霜降时已经是深秋。征雁,南飞的雁。“水接天”的水,一般认为指的是霜月之光。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管霜雪的女神;素娥,嫦娥,月中仙女。婵娟,美好的姿容。诗人李商隐写霜月,不从霜月本身着笔,而写月中霜里的素娥和青衣。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的,她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这精神是诗人从霜月里发掘出来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在混浊现实里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深切愿望;是他性格中高标绝俗一面的自然流露。
七言绝句《霜月》也能看出李商隐诗歌的唯美风格。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深秋时节,已经听不到蝉鸣,万里长空时时传来大雁寒冷中凄切的叫声。百尺高楼,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是现实的景色,澄澈空灵。而现实的环境是美妙离奇想象的摇篮,会唤起诗人脱离尘俗的意念。青女和素娥两位仙女不怕寒冷,在霜月中争比彼此的美好姿容,是诗人的幻想,也寄托了诗人不惧寒冷和高标绝俗的情怀。诗人运用想象与神话典故,创造出清幽而又瑰丽的意境。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诗人的笔触完全在空际点染盘旋,诗境如海市蜃楼,弹指即逝;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秋深了,树枝上已听不到聒耳的蝉鸣,辽阔的长空里,时时传来雁阵惊寒之声。在月白霜清的宵夜,高楼独倚,水光接天,望去一片澄澈空明。“初闻征雁已无蝉”二句,是实写环境背景。这环境是美妙想象的摇篮,它会唤起人们脱俗离尘的意念。正是在这个摇篮里,诗人的灵府飞进月地云阶的神话世界中去了。后两句想象中的意境,是从前两句生发出来的。
这首五言古体诗大约是綦毋潜因安史之乱爆发而归隐之后创作的作品。诗人在一个春江花月之夜,泛舟若耶溪,滋生出无限幽美的情趣。
此诗开篇“幽意无断绝”句,以“幽意”二字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即幽居独处,不与世事,放任自适的意趣。这种“幽意”支配着他的人生,不曾“断绝”,因此,他这次出游只是轻舟荡漾,任其自然,故云“此去随所偶”。“偶”即“遇”。诗人在这里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情绪。
以下写泛舟的时间和路线,描写沿岸景物。“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习习晚风,吹拂着游船,船儿任凭轻风吹送,转入春花夹岸的溪口,恍如进了武陵桃源胜境,多么清幽,多么闲适!“晚”字点明泛舟的时间,“花”字切合题中的“春”,看似信笔写来,却又显得用心细致。“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写出游程中时间的推移和景致的转换。“际夜”,是到了夜晚,说明泛舟时间之久,正是“幽意无断绝”的具体写照。“西壑”,是舟行所至的另一境地,当置身新境,心旷神怡之时,抬头遥望南天斗宿,不觉已经“隔山”了。
“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二句,是用淡墨描绘的如画夜景。“潭烟”,是溪上的水雾:“溶溶”,是夜月之下雾气朦腾的景状,而着一“飞”字,把水色的闪耀,雾气的飘流,月光的洒泻,都写活了,“林月低向后”,照应“际夜”,夜深月沉,舟行向前,两岸树木伴着月亮悄悄地退向身后。这景象是美的,又是静的。
诗人以春江、月夜、花路、扁舟等景物,创造了一种幽美、寂静而又迷蒙的意境。而怀着隐居“幽意”的泛舟人,置身于这种境界之中,“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人生世事正如溪水上弥漫无边的烟雾,缥缈迷茫,作者愿永作若耶溪边一位持竿而钓的隐者。“持竿叟”,又应附近地域的严子陵富春江隐居垂钓的故事,表明诗人心迹。末二句抒发感慨极其自然,由夜景的清雅更觉世事的嚣嚣,便自然地追慕“幽意”的人生。
殷璠说綦毋潜“善写方外之情”(《河岳英灵集》)。作者超然出世的思想感情给若耶溪的景色抹上一层孤清、幽静的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描写的是一个春江花月之夜,又是怀着追求和满足的心情来描写它,因而这夜景被状写得清幽而不荒寂,有一种不事雕琢的自然美,整首诗也就显得“举体清秀,萧肃跨俗”(《唐音癸签》引殷璠语),体现出一种兴味深长的清悠的意境。在写法上,诗人紧扣住题目中一个“泛”字,在曲折回环的扁舟行进中对不同的景物进行描写,因而所写的景物虽然寂静,但整体上却有动势,恍忽流动,迷蒙缥缈,呈现出隐约跳动的画面,给人以轻松畅适的感受和美的欣赏。
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曾溯湘江上行到永州贬所,度过了难熬的困顿生活。十年之后又要逆湘江而上去到比永州更加遥远偏僻的柳州任职,柳宗元想到重返京城施展抱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禁思绪万千.悲愁满腔,发出了“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的深沉慨叹。虽然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却透露了虽一再被贬,仍斗争不屈的意志。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这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再上湘江"四字。此时是春末夏初,湘江水暖,江水碧绿,两岸杂花生树,青山叠翠,柳宗元对众山之会的湘水之流早就醉心过。可是此时此地,他却无心欣赏,只用“好在湘江水”一句带过,便回到他的再度被贬这一令人伤心的事件上来,所以次句诗,便紧接首句,顶前补足,用“今朝又上来”承接,不着议论,不写景物.满腔悲愤,藏而不露。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这两句,转笔写对前途的忧虑。不知此去要经过几度春秋?贬在离京城万里之外的荒远边州,何时才能被召还?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栗啊!柳宗元离开京城长安以后,对京城是眷恋的,那里是政治中心,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而柳州当时是一片开垦很少的荒凉之地,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而且瘴疠之气盛行,中原人士一向把这里视为畏途,从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谪放罪人的地方。想到这些,他自然盼望被召回京。
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从“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看来,他已流露出“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情怀。刘禹锡酬赠诗中的“归目并随回雁尽”,也同样流露出对京城的眷恋和对北归的企望,但是柳宗元此去却再没有回来。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七月十七日,随他同去的同祖弟柳宗直便突然患暴病去世了。柳宗元由于长期被贬远州,精神上受到压抑,已经是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决定在这次大赦中召回柳宗元。然而此时柳宗元已经病人沉疴,诏书未到柳州,宗元便在这年的十一月八日含冤长逝了。 “更遣几年回”的希望,晚年盼望与好友刘禹锡作邻居的心愿,一切都落空了。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的诗句,已经成为诗谶,一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读此诗,对他的悲剧生涯,读者会感到痛借的。
《再上湘江》是一首五言绝句,语言朴素无华,如对友人说家常话,毫无斧凿痕迹,通俗而又自然。后两句诗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前途未卜的情景,用一句设问“更遣几年回”来作结,把思维活动表现得很真切,颇有情趣。虽篇幅短小,仍不失为一篇清新隽永的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