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写景的小令情致幽深，气势浩大，颇值得玩味。

　　起笔直写月光，与题目相照应，“玉华寒，冰壶冻”，垂虹桥上的月色皎洁明净，清寒得如同盛满冰水的壶。开头两句以“冰壶”来比喻月色，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月色的皎洁清亮。“云间玉兔，水面苍龙”，月光的清辉洒满大地，抬头仰望天空，看到的是一轮明月在云间游走；低头远望大地，看到垂虹桥如长龙一般盘踞在吴江上。相传，生活在月中的嫦娥有一只玉兔，此处用“玉兔”代指明月，将明月在云间出没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将垂虹桥比作“水面苍龙”，则将垂虹桥盘踞水上，似要腾空而起的雄伟气势写尽。

　　时隐时现的明月和有腾空之势的垂虹桥共同构成了一幅迷离梦幻的图画。接着，诗人将视线由景物转到人身上。在月色朦胧的垂虹桥上，游人雅兴大发，“酒一樽，琴三弄”，饮酒弄琴，不亦乐乎。

　　江天壮阔，月色朦胧，游人把酒望月，已至微醺，如此良辰美景，诗人仿佛看到水边的仙女踏着凌波微步，款款而来，倚在栏杆上任凭天风吹拂着面颊，“嗅起凌波仙人梦，倚阑干满面天风。”曹植曾在《洛神赋》中说洛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飘然而至。此处的“凌波仙人”指的自然就是洛神。此处引入“洛神”这一形象除了为月夜的垂虹桥披上一层神秘梦幻的面纱之外，也更加凸显出了月色之美和琴音之妙，迷人的景色和音乐甚至将仙女都吸引来了。“天风”二字除了形象地写出了风的宜人之外，也使整个环境显得更加神秘缥缈。“仙人”和“天风”给予读者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平添了整支曲子的意蕴。

　　面对辽阔的江天，诗人神清气爽，思绪纷飞。站在垂虹桥上，任微风轻轻吹拂着身体，凭栏远望，目之所及，只见“楼台远近，乾坤表里，江汉西东”，远处近处灯光摇曳，尽是楼台殿阁，江天一色，烟波浩渺，天地分外辽阔，浩瀚的江水从面前奔涌而过。末尾三句以大笔肆意泼墨，描绘出一幅天地壮阔、浩瀚无涯的雄伟画面。此处虽用笔粗放，但是感情却深邃沉挚，天地无涯人却终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限制。结尾似戛然而止，语虽尽而意未绝，引人深思。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诗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有众多意象和景物，有植物有动物，有声有色，景物也有远近之分，动静结合，各具特色。全诗以轻快的文字，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呈现出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出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千百年来素负盛誉。　

　　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诗一开头，诗人放开视野，由眼前春景而想象到整个江南大地。千里江南，到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在写作上，诗人首先运用了映衬的手法，把“红花”与“绿叶”搭配，并用一个“映”字，从视角上突出了“江南春”万紫千红的景象。同时，诗人也从声音的角度，通过听觉，表现出江南春天莺歌燕舞的热闹场面。诗句中的“千里”下得很妙，也很分量，不但空间上扩大诗歌的审美境界，而且为后面的描写奠定了基础。

　　第二句“水村山郭酒旗风”。“山郭”山城。指修建在山麓的城池。“酒旗”指古代酒店外面挂的幌子。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在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这里，诗人运用了列锦的修辞手法，描写了进入眼帘的物象——水村、山郭、酒旗。这几个物象由大到小，不但表现出一定空间位置，突出了“村”和“郭”依山傍水的江南独有的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个“风”字，不但增添了诗歌的动态感，而且更好地突出了“酒旗”，从而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底蕴，人文气息。

　　第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朝”指东晋以后隋代以前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形容佛寺很多。因为那时，南朝佛教非常盛行，寺庙也建得很多。这句意思是说，南朝遗留下了四百八十多座古寺。这里，诗人在“水村山郭酒旗风”上一转，视线集中在“寺庙”上，想象空间拉大，思维回溯到“南朝”，这样，既增强了诗歌历史文化意蕴，又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同时，诗人用“寺”代指佛教，并用“四百八十”这个虚数来修饰，不但使诗歌富于形象感，也照应着首句中的“千里”，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南朝时代佛教盛行的状况，并为后面结句中的抒情奠定基础。

　　第四句“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即如烟般的蒙蒙细雨。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这里，诗人不用“寺”，而又改换成了“楼台”，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用词重复，更主要的是适应“烟雨”这样的环境。在这里，诗人通过虚实结合，有眼前而历史，内心无比感慨——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朝代的更替也是必然的。这里，诗人以审美的眼光，欣赏着江南春的自然美景；诗人以深邃的思维，穿过时空，感悟历史文化的审美意义。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它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赏析分歧

　　关于《江南春》绝句的主旨，有没有借古讽今是分歧较大的地方。

　　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所处时代的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或认为主旨在尚儒排佛，表达对统治者治国乏术和佛道误国的忧虑；或认为主旨在借古讽今，讽谏统治者大兴土木滥修佛寺会造成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加重社会危机。他们认为晚唐诗人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

　　有的研究者不以为然。他们只是认为这首诗只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了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