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作者是晚清宗法吴文英词的大师。吴词以密丽和潜气内转见称，密丽即所谓“七宝楼台”，潜气内转与“密”有相互关系，体现在转折处除领字外，很少依仗虚词。这首词即具备这种特点，内容进步，与艺术技巧相结合，是朱词中有代表性的名作。

　　香港，是清朝于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订下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的。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人统治此岛到作者写此词时，已经历了六十三个年头。而在写此词前四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作者亲历八国联军之祸。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的订立，中国又蒙上新的耻辱。这时经过香港，新愁旧恨，纷至沓来，作者悲愤之情，不难想象。黄公度是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一生好多次经过香港有诗。变法失败，放废家居，救国壮志，无从施展。作者在词中写对他的怀念之情，是建筑在爱国精神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它构成了这首词的主旋律。

　　上阕开头，写沧海横流，浩荡无际，作者游棹经此，满想一解胸头愁闷。秋风飘来落叶，历乱地飞满行客杯觞。这是愁中的动态，下面转到酒后，是暗中转笔。客枕上惊到一番凉意，把酒意吹醒，起来登临船的高处，摩挲倦眼，再周览香港景色一下。这里点明了“倚船晚眺”。“蛮烟”以下转到开眼时见到的香港总貌。“蛮”，旧称南方少数民族，这里即以指英。岛烟如雾，摩荡半空，迷漫得把晴空都遮掩了。“飐”是飘动的样子，单字凝炼入画。“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是唐人宋之问《灵隐寺》诗句，这里泛指一切花木。岛上大部分是外国人所建的高楼大厦，矗立云霄。词句用了《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海旁蜃气象楼台”的话，以蛟蜃暗斥英人，省了许多笔墨。这是旧体诗词用典的妙处，不同于掉书袋。从海旁的蜃气，转出下面的“冰夷漫舞”，也是暗转，不用虚字。“冰夷”，即冯夷，海神名。“漫”，义为胡乱。“漫舞”即乱舞，象征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张牙舞爪。“龙”指中国，清朝的国旗是黄龙旗。“痴龙”犹云睡狮。“蓬莱”是海中仙山，近指香港，扩大一些，包括海外各地，南中国海各岛，原是中国领土，当时大部被人所侵占了。这样的眼前风物，怎能不激起爱国人士作风雨的鸡鸣，去唤醒酣卧的睡狮，正视现实，从香港一个缩影中认清整个的国势呢?如此一结，惊心动魄，笔力崭绝。

　　下阕从香港写到公度。换头从上阕的“蓬莱”过渡到“红桑”。“海上红桑花已开”是唐人曹唐《小游仙诗》语，暗用沧海变桑田的故事。“沧桑”是人们用惯了的熟典，写成“红桑如拱”，便觉耳目一新，形象鲜明，不觉得是用典了。“拱”，两手围抱。《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寿，尔墓之木拱矣。”那是说历年久了，墓木长大到可以用两手合抱。这里说“红桑如拱”，是指香港割给英人，为时已久。“多少”二字，又隐含着自香港割让以来，中国割让给外国侵略者的地方，如台湾割给日本，广州湾给法国为租借地，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等都是。“筹笔”，用诸葛亮筹笔驿事。挥笔筹画国家大事，特别是办外交，是公度当行出色的才干。但现在却在“问何年，真割珠崖”，是何等令人痛心。“珠崖”，今海南岛。割珠崖，借用西汉贾捐之议弃珠崖一事，指清朝割地。一个“真”字，声泪俱下。作者对公度有无穷的期待，不信他会稳睡秋江，永远沉埋家乡，徘徊不出，不被国家起用。“秋江睡稳”用杜甫《秋兴》“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语，指家居。“掣鲸身手”用杜甫《戏为六绝句》“未掣鲸鱼碧海中”语，“鲸”与上面海蜃、冰夷，都指外国人。“掣鲸身手”是说公度有制服外敌的本领。“终古”，用屈原《离骚》“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意。“徘徊”，意为踌躇不前。公度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蛰居乡里办教育。二十六年(1900)曾一度应两广总督李鸿章邀至广州，李欲委以设巡警、开矿产之事，公度因事无可为，辞归。这是“徘徊”的具体内容。“大旗”以下，又急转到“香港晚眺”。“大旗落日”，用杜甫《后出塞》“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语，指清国的黄龙旗已日薄西山。“劫墨”，即劫灰，用曹毗《志怪》所载昆明池底留有大地大劫时灰墨的故事，写祖国河山黯淡无光。两句雄伟中出现阴沉。下面再层层深入，更浓化这一词境，用“又”字领起。“西风鹤唳”，用《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苻坚军“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这里形容帝国主义国家危害中国的可惊形势。“惊笳”句由“晚眺”写到夜。“引”，犹云吹起。“百折涛来”，写海上惊涛，千重百折，拍打船头的场景，沉郁盘屈，悲壮凝炼。用此结住全首，更显得奇情壮采，有辟易万夫之概。

　　朱祖谋词，像这一类，是能以辛弃疾的骨力运用吴文英的藻采的。在吴文英词中，也有《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等篇，于密丽中见遒劲。朱氏继承了它而又有发展，时代精神更与吴文英词不同了。依声附影者流，以涂抹辞藻为学吴学朱，不特不知朱，并不知吴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缺题》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此诗扣住对“故人”的思念贯穿全篇，由白天睹物思人，触景伤怀，到夜色渐起，月色渐浓，由意识到故人已去到此恨难排，情何以堪，抒发的情感一层重一层。这首词情景交融，深切自然，看似平淡，实际上极为精炼，耐人回味将相思苦传神地勾画了出来。

　　故人日已远，窗下尘满琴。首联，睹物思人，才发现故人离去的在心中在生活的留下的空白根本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人事的变迁而填补，那人还是心中不可或缺的唯一的知音人。古有伯牙摔琴谢知音，今作者也应知音离去而尘封心曲，无处诉衷肠，深藏于心的对友人的思念于典型的场景、质朴无华的语言中溢出，奠定全诗忧伤的感情基调。

　　自然引出颔联：坐对一樽酒，恨多无力斟。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独对“一樽酒”往昔饮酒欢笑场景历历在目，而今故人已远，独留自己在故地黯然神伤，触目皆伤心，寂寞如影随形，终于挨到天黑，又能否摆脱这份孤寂呢？

　　颔联：幕疏萤色迥，露重月华深。“露重”可见诗人因相思所苦在庭院中久久站立直到露水沾湿了衣裳凝神痴呆的形象。月的清辉，最易引入相思，“望月怀远”是自古的母题。月色凄迷，不应有恨偏照无眠人。“单幕疏帘贫寂寞，凉风冷露秋萧索。”（白居易《秋晚》）“露侵宿酒，疏帘淡月，照人无寐。”（张辑《疏帘淡月·秋思》）诗人精选物象营造了静谧、凄冷、幽阔的氛围，以景的清冷、幽寂来表达因故人不在身边的孤寂，感伤的心情和对故人难遣难寄的相思之情。

　　尾联：万境与群籁，此时情岂任。直抒胸臆，“籁”，孔穴里发出的声音，泛指声响，如万籁俱寂。结尾将情感推向极致，将作者对故人的思念之情盈满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