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日脚”，云缝斜射到地面的日光。“紫烟”，映照日光的地表上升腾的水气。“酣酣”，其色调之深。这一句是写初春“乍晴”景色，抓住了主要特征：云彩、地气都显得特别活跃，云脚低垂，地气浮腾；日光也显得强烈了，“日脚”给人夺目的光亮；天气也暖和了，“酣酣”、“紫”的色调就给人以暖感。“妍暖”，和暖、轻暖。“轻裘”，薄袄。这时的温度也不是一下子升得很高，并不是带给人热的感觉，这种暖意首先是包裹在“轻裘”里的躯体感觉到了，它一阵阵地传了过来。这一句是写感觉。总之，这天气给人的是暖乎乎的感觉。

　　“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扶头。”“天色”即天气。这天气叫人感到舒服，因而容易使人陶醉，加上暖乎乎的花香沁人心脾，更使人精神恍惚了。暖香与“冷香”对人的刺激确乎不同。“扶头”，本是指一种易使人醉的酒，也状醉态。“午梦扶头”就是午梦昏昏沉沉的样子。

　　上阕是写乘舆道中的困乏，下阕写“小憩柳塘”。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这片”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意脉很细。这里即景作比。”縠纹“，绉纱的细纹比喻水的波纹。这两句说：春慵就象春塘中那细小的波纹一样，叫人感到那么微妙，只觉得那丝丝的麻麻痒痒、阵阵的软软绵绵。这个”愁“字的味道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下面又进一步进行描写：”溶溶泄泄（yìyì），东风无力，欲皱还休。“”溶溶泄泄，水缓缓掠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已《谒金门》），墉水皱了；可你认真去看，又“风静縠纹平”（苏轼《临江仙》）了。这里写水波就是这种情形。这是比喻春慵的不可捉摸，又似曾可见恍恍惚惚，浮浮沉沉的状态。这几句都是用比喻写春慵，把难以言状的困乏形容得如此具体、形象，作者的写作技巧真令人叹服。同时还要体会，这春水形象的本身又给人以美感。它那么温柔熨贴，它那么充溢、富于生命力，它那么细腻、明净，真叫人喜爱。春慵就是它，享受春慵真是人生的快乐。春慵，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感觉，虽然在前人诗词里经常出现这字眼，但具体描写很少，苏轼（《水龙吟·杨花词》）借杨花写了女子的慵态，但没有这首词写得生动、细腻、充盈。此词用了许多贴切的词语天气给人的困乏感觉，又用了一系列比拟写感觉中的春慵，使人刻画如沐其中；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感受到了柳塘小憩的恬美。

　　沈际飞评道：“字字软温，着其气息即醉。”（《草堂诗余别集》引）确实不错。如此写生理现象，写感觉，应当说是文学描写的进步。

　　这是一首五绝形式的咏物寓慨诗。前面两句，以对比出之：“惭君”写葵，“叹我”自谓，寓意相辅相成。作者为自己当时无力雪冤自保、终至被迫流放夜郎的艰险处境发出无可奈何的低吟。对葵叶的理解，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葵菜，一说是向日葵，两说都通。根据杜预注《左传》，以为葵指向日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此诗由“卫足”联想到“白日”，当时受到杜注影响。向日葵的叶子始终护卫着它的根，李白由此产生惭愧的心理，从而叹息自己却移根走他乡为异客。

　　后面两句，则是表明作者的希望。李白期待着白日能够分一点光来照耀他，使他能够返回故乡守护故园。李白由“葵”联想到“日”，盼望朝廷赦免他，这与《上崔相百忧章》“覆盆傥举，应照寒灰”两句寓意正同。只是在《上崔相百忧章》里，作者在希望得到昭雪的同时，多少还表达了愿为朝廷效力的心意；而《流夜郎题葵叶》的最后两句，只是希望归隐故园，了此残生，情绪更加低沉了。不过后来他尽管遇赦了，一点点白日之光已经照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未能“还归守故园”。

　　李白“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这一特点在此诗中表现很突出。由葵叶之“卫足”反衬自己之“移根”，愧叹自己的“无能”自解冤狱。又借“白日”的“分照”，比喻“皇恩浩荡”，盼望朝廷宽宥，放自己回故园和亲人团聚。

　　此诗纯用寻常语，词意平易浅近，不像李白长篇歌行那样，表现出睥睨一切的浪漫主义情调。通过浅言淡语挥斥幽愤，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对朝廷给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对故乡、亲人的怀念，十分感人地传达出诗人南流夜郎途中的真实思想情绪。

　　这是一首中秋怀人诗。诗用赋体，平铺直叙。第一层八句，写对月思友。前四句交代时地，丝丝入扣；下四句写得很满，说老天照顾到人们赏月的爱好，久阴变晴，特地让月亮出现。第二层八句，把月色写得美，显出末层四句怀人的伤感。

　　全诗一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八句，借中秋对月直抒胸臆。开篇言“独坐”，造成一种“孤独”的氛围，与“中秋对月”形成强烈的对照，并自然地引出“心悠悠”——不见故人而产生的无限情思。接下去两句，扣住“中秋”和“松江亭”，进一步点出勾起思念之情的缘由：古往今来，人们都珍惜中秋之月，因为它象征着和亲人的团聚，更何况诗人“独坐”的吴江亭是友人张先所修治，并且亭上还留有另一位好友蔡襄的题词。可现在人去亭空，唯独诗人一个人坐在这里遥望着中秋之月。此时此景，大有“何事长向别时圆”之慨。诗人刚刚被逐出朝廷，远离世居的汴京，心绪难平。三四诗人并不愿意自溺于这种气氛中，笔锋一转，写出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时令、气候也善解人意，连绵的阴雨在中秋之夜停止了。不仅人间珍重这中秋佳月，上天亦对之怀有深意。这四句从表面看，是在庆幸中秋见月，实质上正反衬出诗人徒见明月，不见故人的伤感。以上八句以感慨、议论为主，以情真取胜。

　　第二层八句写中秋之月。头两句写明月渐升的情景：长空万里，天宇澄澈，一轮明月渐渐升起。寒光从空中直泻而下，仿佛水银在流动。接着写江、月互相辉映的景色。吴松江风平浪静，碧波万顷，江中映出了月亮的倒影，唯见上下一双玉璧浮沉辉映。这时的世界显得格外洁净，诗人觉得自己也在月光的照射下变得晶莹透明，可以看到自己的筋脉。而大江更是明净得可以见底，潜伏的鱼龙要担心无处藏身了（此句倒装，即“鱼龙忧”“无所遁”之意）。这奇异的景色，使诗人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仿佛离开人世，像海客乘上浮槎，到了天上，他担心会触上斗牛星座。这是十分奇特的想象。

　　这里对月亮的尽情描写，与前文所表现的感慨有逻辑上的联系。苏舜钦慷慨有大志，是庆历革新的健将，却受到诬陷，被迫远离亲朋好友，来到苏州隐居。他希望朝政有澄清之日。诗中对月光洞照力的赞美，正寄托了这种理想。而对仙境的向往，则表现了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最后四句，由写景再次转为抒怀。面对中秋佳景，诗人联想到自己悲凉的现状，虽有良宵美景，无奈孑然一身，远离亲朋，孤寂可悲。诗人辗转枕席，无法入眠，不觉到了天明。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这首诗，寄给远在中原的好友蔡襄，以寄托自已的思念之情。

　　这是一首描写秋猎的词，词中所描绘的是在北京十三陵地区的行猎。

　　上片着重写景，景中已透露了凄怆之情。“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停马且住，看到眼前一望无垠的青山，连绵成无尽的屏障，在这里的天地间，繁华显得微不足道，这份苍茫深入人心。 “再向断烟衰草，认藓碑题字。”面对眼前这份萧索冷清的景象，看着被枯草掩埋的石碑，容若心中感慨万千。被苔藓覆盖了的石碑上，还可以模糊地辨认出之前所刻下的碑文，时光就是这样无情，人们还以为将真实留在石碑上就可以万古长存，其实在时光面前，任何东西都是脆弱、不堪一击的。想到此，容若便心生悲凉。自己的生命也不过是白驹过隙，匆匆几十年犹如流星划过，很快就没了。词人没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整日陪在皇帝身边，做些并不情愿的工作，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头啊。

　　下片侧重抒情。不过此中笔触多不在打猎的本身，而是写猎场的景观和感受，其中不乏悲怆之音，感伤之意。所以他才会无奈地写道：“休寻向戟话当年，只洒悲秋泪。”在这里大概是指古往今来的兴衰往事，正如一开始所言的那样，不要寻思那古往今来兴亡之事，就是眼前的秋色便已令人生悲添慨了。容若看到这迟暮的秋日，想起之前的种种，心中难以言说，故而只能在结尾草草地写上一笔“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作罢。这就是容若狩猎的心情，这个男人随时随地都会有所感悟，写入词里，以供后人唏嘘感叹。

　　这首词笔力苍劲，虽然是哀叹往事之词，可是字里行间并不缺乏刚劲，刚力与阴柔结合得十分巧妙，相得益彰。尤其是结处二句，所绘情景形成强烈对比，颇含兴亡之感和轮回之叹。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