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上片开头二句，意境阔远，富有气势，为情人离别创造出浓郁氛围：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孤寂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子倚舟怀人，泪流千条，极显其凄怆伤痛之情。

　　过片二句写主人公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结尾句双起单承，直接抒写离别之苦，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主人公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人如今又在何处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此词背景是“孤庙”“山郭”，作者将江南的风景、风情融入了对离愁别恨的抒写之中。整首词由景入情，通过对特定景物的描写，以景衬情，情景交融，韵味深远。

　　“空惆怅”慨叹了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不理解或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

　　这首词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对比。上阕中，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阕中，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

　　这首词蕴含了浓重的民族风味，描写的是荆楚之地的端午风俗。全词从“碧艾香蒲”入笔，“处处忙”道出了端午时节的忙碌。儿共女，庆端阳，描摹出一幅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细缠五色臂丝长”，缠五色臂丝是荆楚之地的一种民族风俗，是在端午节由孩子们将五色丝带缠在臂上，这种五色的臂丝又叫“朱索”或者“长命缕”，据说能够降服鬼怪，企保平安。上阕的最后两句“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将全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下阕的悼念屈原奠定了基调，为抒情作了铺垫。“谁复吊沅湘”，交代了“空惆怅”的缘由，原来人们忙着过端午，只是一般性地喜庆，而忘却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谁还记得那为爱国诗人屈原呢？作者有感而发，直指俗弊。在这热闹喜庆的节日里，诗人却“空惆怅”，与“庆端阳”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直抒自己的感情，仍然运用了对比手法。就是写追悼屈子之情思了。“往事莫论量”，确实，千年已过，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屈子的《离骚》，而是汨罗江投河自尽的忠义气节。“千年忠义气，日星光”，日星本是天地的精华，终明儿不灭，将屈原的千古大义与日星之光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大忠大义，理当被永世铭记。“离骚读罢宗堪伤”，此一句不单单写出了对屈子大义的崇敬，还道出了文人的惺惺相惜。“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千年已过，便是何等的悲歌大义，又能被几人记得呢？便是记得，又有几人能解？树转午阴凉，端午之时的燥热天气，能得一份的凉意已是不易，莫非也是屈子的美意吗？结尾由情归景，景中又似有余情，大有余音不绝之意。

　　本曲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与下片的“无人解”形成鲜明对比。但沅湘之水却把作者带入了历史，通过纪怀屈原抒发自己对元朝覆灭的感伤和不仕明朝的节烈，“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等诗句传达就是作者的伤感失落，而“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则表明了作者对元朝的忠贞决心。“树转午阴凉”，以景结情，情在景中，是古诗词的常用收尾法。可以收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缭绕的效果。作者的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历来写端午的诗词都很多，多半会提到屈原的旧事，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者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情怀，或者赞扬屈原的精神而表明自己的忠义之心，总之，流不尽的沅湘之水，就是中国失意文人的辛酸之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梅尧臣），“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戴叔伦）。

　　读中国古诗词总让人觉得气闷，而没有怒发冲冠的畅快，好像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哀怨或者表明忠心，从来都不会愤怒似的。最多不过是装疯卖傻，“学呆，妆痴，谁解其中意？”“尽教他争甚底，不如他瞌睡，不如咱沉醉，都不管天和地”，没有几个敢真正站起来去怒去喊去抗争！这和《诗经》开创的“悲而不伤，哀而不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菩萨蛮·凤凰相对盘金缕》是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之中的一首，仍然是由一个个富有美感的意象缀联成篇的，如“风凰”、“金缕”、“牡丹”、“微雨”、“明镜”、“画楼”、“丝柳”、“双燕”等等。词之上片，写美的头饰、美的妆容，并非词之精粹部分，其实是为下片张本；而下片，全由新妆美人若有所待的“望”字而来，“相望久”，既表现了她的痛苦、无奈，更表现了她对美好爱情的渴盼与执著上片，运用寄意于象的艺术手法，写女子晓妆，寄托女子情思，隐约婉转，暗示她的期待。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写美女头上的“凤凰”首饰，并以“相对”二字，突出双鸟比翼之象，借以烘托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憧憬、对情人的企盼；“牡丹”一句，形容佳人妆成，像雨后牡丹一样美丽，将思妇华丽的服饰，娇媚的情态展现出来；再写镜中所见，“双经长”一语，表现人之憔悴，将其离愁、相思之苦暗透出来。“明镜照新妆，鬓轻双经长。”写女子梳妆完毕，对镜审视一“明”一“新”，都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表露出女主人公珍爱自己并有所待。然而，镜中的形象却是鬓发削薄，双颊削瘦，经形都显得长了。下片，女子的孤独，惆怅、失望的情绪散布在字里行间。

　　“画楼相望久。”女子默默地、长久地等待心上人，但心上人迟迟不归。期盼之情，难对人言，句中用一“望”字，突出女主人公的深情盼望、望眼欲穿。此一“望”字，乃全篇词眼，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栏外”以下三句，都是“望”中所见、所思。“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写女子痴望已久，不见人归。低垂的柳丝、双飞的春燕，无一不在惹起、象征春天女子的春怨，而“音信不归来”的插入句，又与“社前双燕回”形成对比——去年秋天飞走的燕子已经双双归巢，可她痴心等待的心上人却久盼不归，甚至已得不到关于“他”的一点音信，这对于“相望久”的女子，足见其冷酷与残忍。

　　此词景以情牵，情随境变，直吐怨情，贴合温词造语精工、密丽浓艳的风格。通过景象对比，反衬思妇孤独之状、愁苦之情、心外之声，格外深婉。

　　这是一首通过描写鸿门宴，歌颂刘邦的诗歌。公莫舞，即后世之巾舞。《宋书·乐志一》：“又云晋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公莫舞，今之巾舞也。”《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三·巾舞歌》：“《唐书·乐志》曰：‘《公莫舞》，晋、宋谓之《巾舞》。其说云：汉高祖与项籍会鸿门 ，项庄舞剑，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项伯衣袖之遗式。’” 此舞蹈表演鸿门宴项伯保护刘邦的故事。

　　如诗序所言，《公莫舞歌》原为歌颂项伯保护刘邦在鸿门宴上。诗人意在翻新，将一旧题改为赞颂刘邦的新内容。

　　此诗起笔不凡，一连六句铺排鸿门宴杀机四伏的紧张气氛，随后，以范增示玦，项庄舞剑继续渲染刘邦所处的困境。最后八句不正面描写刘邦言行举动，而是模拟樊哙口吻追述刘邦事迹，理直气壮地提出“汉王今日须秦印”的主张，其语气之雄健、气势之雄壮都映衬着刘邦的英雄伟业。

　　《公莫舞歌》以《史记·项羽本纪》所描写的“鸿门宴”为题材，诗人充分发挥诗的想象并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再创造。诗中着力刻画樊哙“排闼闯宴”、怒斥项羽、掩护刘邦脱险的英勇无畏行为，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赤胆忠心、生气虎虎的英雄形象。前半篇描绘宴会厅的高大宽敞，宴饮的豪华粗犷，项羽的威武和优柔寡断，范增三次举玦的焦急神态，可谓有声有色，人物传神，情景逼真，场面壮丽，气氛紧张。笔触有厚度有力度，酷似以诗笔绘出的巨幅油画。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