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台城,旧址在今江苏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荒淫享乐的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刘禹锡《台城》);到了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吊古诗多触景生情,借景寄慨,写得比较虚。这首诗则比同类作品更空灵蕴藉。它从头到尾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着意造成了一种梦幻式的情调气氛,让读者透过这层隐约的感情帷幕去体味作者的感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江面烟雨迷蒙,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先后衰亡,宛如南柯一梦。江鸟哀婉啼叫,听来悲悲切切。
起句不正面描写台城,而是着意渲染氛围。金陵濒江,故说“江雨”、“江草”。江南的春雨,密而且细,在霏霏的雨丝中,四望迷蒙,如烟笼雾罩,给人以如梦似幻之感。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碧绿如茵,又显出自然界的生机。这景色既具有江南风物特有的轻柔婉丽,又容易勾起人们的迷茫惆怅。这就为下一句抒情做了准备。从首句描绘江南烟雨到次句的六朝如梦,跳跃很大,粗读似不相属。其实不仅“江雨霏霏”的氛围已经暗逗“梦”字,而且在霏霏江雨、如茵碧草之间就隐藏着一座已经荒凉破败的台城。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曾经在台城追逐欢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从东吴到陈,三百多年间,六个短促的王朝一个接一个的衰败灭亡,变幻之速,本来就给人以如梦之感;再加上自然与人事的对照,更加深了“六朝如梦”的感慨。“台城六代竞豪华”(刘禹锡《台城》),但眼前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不解人世沧桑、历史兴衰的鸟儿在发出欢快的啼鸣。“鸟空啼”的“空”,它从人们对鸟啼的特殊感受中进一步烘托出“梦”字,寓有很深的感慨。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只有台城柳树最是无情,依旧烟笼十里长堤。
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荡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盛的局面。当年,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曾经是台城繁华景象的点缀;如今,台城已经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而台城柳色,却“依旧烟笼十里堤”。这繁荣茂盛的自然景色和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和转瞬即逝的六代豪华的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该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却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他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我行我素的按照自然规律生长,所以说它无情,说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依旧”两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它暗示了一个腐败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堤柳堆烟,本来就容易触发往事如烟的感慨,加以它在诗歌中又常常被用作抒写兴亡之感的凭借,所以诗人因堤柳引起的感慨更加强烈。“无情”、“依旧”,通贯全篇写景,兼包江雨、江草、啼鸟与堤柳;“最是”二字,则突出强调了堤柳的“无情”和诗人的感伤怅惘。
诗人凭吊台城古迹,回顾六朝旧事,免不了有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之感。亡国的不祥预感,在写这首诗时是萦绕在诗人心头的。如果说李益的《汴河曲》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的强烈感喟中还蕴含着避免重演亡隋故事的愿望,那么此篇则在如梦似幻的气氛中流露了浓重的伤感情绪,这正是唐王朝覆亡之势已成,重演六朝悲剧已不可免的现实在吊古诗中的一种折光反映。
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的感慨之中暗寓伤今之意,采用了虚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面烟雨迷濛,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往事如梦只剩江鸟哀婉啼叫。
最无情的是那台城的杨柳,依旧像清淡的烟雾一样笼罩着十里长堤。
注释
霏霏:细雨纷纷状。
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
烟:指柳树绿阴阴的,像清淡的烟雾一样。
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台城,旧址在今江苏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荒淫享乐的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刘禹锡《台城》);到了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吊古诗多触景生情,借景寄慨,写得比较虚。这首诗则比同类作品更空灵蕴藉。它从头到尾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着意造成了一种梦幻式的情调气氛,让读者透过这层隐约的感情帷幕去体味作者的感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江面烟雨迷蒙,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先后衰亡,宛如南柯一梦。江鸟哀婉啼叫,听来悲悲切切。
起句不正面描写台城,而是着意渲染氛围。金陵濒江,故说“江雨”、“江草”。江南的春雨,密而且细,在霏霏的雨丝中,四望迷蒙,如烟笼雾罩,给人以如梦似幻之感。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碧绿如茵,又显出自然界的生机。这景色既具有江南风物特有的轻柔婉丽,又容易勾起人们的迷茫惆怅。这就为下一句抒情做了准备。从首句描绘江南烟雨到次句的六朝如梦,跳跃很大,粗读似不相属。其实不仅“江雨霏霏”的氛围已经暗逗“梦”字,而且在霏霏江雨、如茵碧草之间就隐藏着一座已经荒凉破败的台城。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曾经在台城追逐欢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从东吴到陈,三百多年间,六个短促的王朝一个接一个的衰败灭亡,变幻之速,本来就给人以如梦之感;再加上自然与人事的对照,更加深了“六朝如梦”的感慨。“台城六代竞豪华”(刘禹锡《台城》),但眼前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不解人世沧桑、历史兴衰的鸟儿在发出欢快的啼鸣。“鸟空啼”的“空”,它从人们对鸟啼的特殊感受中进一步烘托出“梦”字,寓有很深的感慨。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只有台城柳树最是无情,依旧烟笼十里长堤。
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荡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盛的局面。当年,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曾经是台城繁华景象的点缀;如今,台城已经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而台城柳色,却“依旧烟笼十里堤”。这繁荣茂盛的自然景色和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和转瞬即逝的六代豪华的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该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却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他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我行我素的按照自然规律生长,所以说它无情,说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依旧”两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它暗示了一个腐败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堤柳堆烟,本来就容易触发往事如烟的感慨,加以它在诗歌中又常常被用作抒写兴亡之感的凭借,所以诗人因堤柳引起的感慨更加强烈。“无情”、“依旧”,通贯全篇写景,兼包江雨、江草、啼鸟与堤柳;“最是”二字,则突出强调了堤柳的“无情”和诗人的感伤怅惘。
诗人凭吊台城古迹,回顾六朝旧事,免不了有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之感。亡国的不祥预感,在写这首诗时是萦绕在诗人心头的。如果说李益的《汴河曲》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的强烈感喟中还蕴含着避免重演亡隋故事的愿望,那么此篇则在如梦似幻的气氛中流露了浓重的伤感情绪,这正是唐王朝覆亡之势已成,重演六朝悲剧已不可免的现实在吊古诗中的一种折光反映。
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的感慨之中暗寓伤今之意,采用了虚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
南京古称金陵,地处江南,“霏霏”正是状写其多雨而细密如丝的气候特征,芳草弥蔓,绿遍江岸无远不达,一个“齐”字既是形容它又点明季节,这里暗含了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的意思。总之 ,“江”、“雨”、“草”三者交衬共融,构筑出一派迷蒙清幽、如烟似雾的境界。六朝即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金陵于六朝时称建业、建康,作为它们的都城,一直为宫廷所在地和皇公贵戚的活动中心,歌舞饮宴,竞相奢靡,可谓繁盛至极,但这里也是权力角逐的之地,三百余年间战乱频繁,六个王朝迭番更代,犹如走马灯一般,教人顿生目不暇接之感,直觉兴衰遽变,短暂的豪华亦难以持作凭依。加之江南春雨朦胧、细草凄迷的气氛环境所形成的轻柔婉曼景调,这属于金陵固有节候地域呈现着的自然风貌,它们相互熏染滋润,暗暗逗出一个“梦”字。倘再作深层探究,“六朝”治乱盛亡的往事早已付诸浩浩江流,无从踪迹了,而“江雨”“江草”却是年年如此,当下映入眼帘的,又是烟笼雾罩般的暮春景色,抚今追昔,自然人事对照,怎能不满怀惆怅迷惘,顿觉一切如梦里境像呢?况且韦庄出身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郊)的世家大族 ,远祖韦待价曾为武则天朝宰相,四世祖是著名诗人韦应物,他自己却逢辰不偶,半世落拓,大唐帝国也濒临灭亡,难道就要再蹈“六朝”覆辙吗?正当潜沉到现实忧虑和历史反思的纷纭意绪中,留连踟蹰,忽地耳旁传来数声鸟啼,陡然惹起新的慨叹:鸟儿不解世事无常、治乱代变的严重,只依时序自在啼鸣,却让多情的人何以为堪?“空”字写出了因鸟声触发的感叹。
如果说前两句以总体笔墨,描摹金陵的景光风物,而情景中,只凭“梦”字轻轻透露消息;那么,后联则将目光回转到“台城”,正面点明题旨,并选择“柳”为高度凝聚的媒介形象,即景抒情,藉情统驭景,呈现了浓厚的主观指向。就像京城是全国中枢似的,台城也是金陵的中枢,皇宫和台省(中央政府)都在这里,六代倾覆的最后一幕往往于此处结束。然而,堆烟叠雾的杨柳却容颜未改,春来依旧绿遍十里长堤,一如台城豪华鼎盛时,所以说它“无情”。由于韦庄从 “六朝如梦”的感受里联想到严峻的现实危机,悲悼大唐帝国的江河日下,灭亡之势已不可回,面对烟柳的生机勃勃、逢春必发景象,排遣无计中,才托辞他向,归于 “台城柳”的“无情”吧。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
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山河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
这首词通过写重阳宴会的所见所感,抒发隐居之乐。
上片由眼前的重阳宴会而想起了东晋风流名士在龙山举行的高会,当年众名士不拘小节,无论长官下属都洒脱放旷,极尽风流,然而只有那位落帽参军孟嘉才能识得酒中真味。如今往事已过千年,词人在这重阳宴会上把酒临风,想要效仿魏晋风流,但是知音太少,无人可与自己交谈,再加上看到眼前飞过的两只蝴蝶,就更让辛弃疾感慨万端了。
下片承接上文引出东篱采菊的爱酒高人陶渊明。他也是辛弃疾平生最为景仰的高士。陶渊明有一种天真自然的风度,平日以无弦琴作弹奏之状自娱,虽然不通音律,却能得其中雅趣,十分尽兴。以“空杯”问陶,语言生动幽默,别有一番情趣。结韵之“同醉今夕”,则将陶渊明引为隔代知音,恨不能与其把盏相谈。
词上下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用韵整齐;词人通过追忆晋人龙山盛会的雅量趣事,然而晋人已逝,樽前客稀,惟余“眼中三两飞蝶”的凄凉,抒发了物是人非,知音少的伤感情。“须信采菊东篱”表现词人对陶潜归隐生活的羡慕之情。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首句所写,是诗人对往日情事的回亿。遥送落晖,当日就不免年近迟暮、修名不立之慨;此刻回首往事,更添时光流逝、年华老去之感。句法圆融而劲健。
“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颔联承上“春残”、“回首”,抒写报国无门之叹和思念家乡之情。作者从军南郑,本图从西北出兵,恢复宋室河山,但不到一年即调回成都,从跃马横戈的壮士变为驴背行吟的诗人。此时忽忽又已四年,功业无成,年已垂暮,因此有“壮士无功老”的感慨。宋金之间自从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以来,不再有大的战事,所谓“时平”,正是宋室用大量财物向金人乞求得来的苟安局面,其中包含着对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的不满。既然无功空老,则不必远客万里,思乡之情也就倍加殷切,故说“乡远征人有梦归”。“无功”与“有梦”相对,情味凄然。
“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颈联富开写景,紧初“春残”,写望中田间景象。暮春时节,正是苜蓿长得最盛的时候,故有“苗侵官道合”的景象。芜菁一称蔓菁,开黄花,实能食。司空图《独望》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该诗“芜菁花入麦畦稀”化用司空诗意。两句所描绘的这幅暮春图景,一方面透出恬静和平的意致,另一方面又暗含某种寂寥的意绪。
“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尾联总收,归到“倦游”与“摧颓”。末句拈出昔日“飞鹰醉打围”的气概,似乎一扬;而冠以“谁记”,重重一抑。顿觉感慨横溢,满怀怆然。昔年的雄豪气概不过更增此时的摧颓意绪罢了。
“春残”,在该诗里是触景增慨的契机;既是自然景象,又兼有人生的象征意味。通过对春残景物的描写,诗人把情、景、事,昔和今,自然与人事和谐地结合起来。
此词写暮春闲愁。上阕写郊外暮春景色,蕴含淡淡的闲愁,将大自然春之气息表现的淋漓尽致,下阕写身边的春景,进一步对愁怨作铺垫,表达了词人面对时光匆匆逝去的无奈和哀伤。全词以写景为主,以意象的清晰、主旨的朦胧而显示其深美而含蓄的魅力。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这三句描绘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郊春暮图: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只间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遍”“见”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芳郊”“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形之感。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所写的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束杨花,以致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颓情调,富有生趣。“蒙蒙”“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郊行所见。
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朱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着“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嘉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
“炉香静逐游丝转”写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逐”“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整个室内的寂静。“逐”上着一“静”字,境界顿出。
结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明“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遂生初夏日长难以消遣之意。贺铸《薄幸》词“人间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也正是此意。
初读起来,结尾两句似乎和前面的景物描写有些脱节,主人公的愁绪来得有些突然。实际上前面的描写中固然流露出对春暮夏初的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的欣赏,另一方面又隐含有对已逝春光的惋惜。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都不那么强烈,就有条件的共处着。当深院闲居之时,惋惜之情转而滋长。结尾两句就是后一种情绪增长的结果,由于这种春愁只是一种时序流逝的惆怅,所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淡淡的轻愁,并没有否定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