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馆舍夜宴。首句点高馆张灯夜宴,酒清香洌,见待客之殷勤,次句连用“夜钟”“残月”“雁归声”三个与夜间及别离相关的意象,既显示时间之推移与宴席时间之长,又渲染浓郁的别离气氛。三种意象,或诉之视觉,或诉之听觉,但都带有凄清、寂寥的色彩韵味。
次联明点送别。上句用典,“啼鸟堪求侣”,是说庆幸自己能够结识韦司士这样的才士为新交。“啼鸟”虽非实写,却关合春天的季候,与下句“春风”,一虚一实,正成对应。下句实指韦司士在这美好的春天将要离此继续前行。不说朋辈送别,而言“春风欲送行”,将“春风”人格化,写出了朋友送别的温煦情意,设想新颖,诗味浓郁。妙在上下两句的开头,分别用“只言”“无那”两个虚词相勾连,既突出渲染了“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喜悦和乍会旋别的无奈,又构成了一气旋折的意致韵味,在流利俊逸的语调中蕴含着浓郁的人情味。吟诵品味这行云流水般的诗联,眼前会鲜明地浮现出诗人风流俊赏、神采清逸的自我形象。
腹联是对韦司士行程所经的想象。唐时滑州州治白马城在黄河南岸。韦司士离此北去,头一站便是黄河岸边的白马津渡,故别后行程首先便写到“黄河曲”“白马津”。这一联写景,只用淡笔轻点,不施浓墨重彩,不加渲染刻画,但却显现出一种天然的风韵。评家或讥其景中无情,实则诗人此处并没有着意寓情于景,他只是要通过轻描淡写来构成一种摇曳生姿的情致。黄培芳说它是“盛唐高调”,倒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它的浑成自然而不刻露的韵致。
尾联是对被送对象前路的祝愿,反结“别”字。“他乡暂离别”、“到处有逢迎”,说明韦司士此次在滑州是途中暂时停留,前路尚有逢迎与离别,就像在滑州有短暂的聚会与别离一样。但诗人却以体贴对方感情的口吻说:“希望韦司士不要因他乡的这次暂别而怨怅,因为前路方长,我深知你的为人和才名,你到处都会受到当地主人的热情接待与欢迎。”这就不但将伤别化解为对前路处处有逢迎的热情祝愿和乐观展望,而且对韦司士的为人作了热情的赞颂。这样的结尾,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高大的客馆里灯火通明酒也清,直饮至夜钟响归雁鸣的月落时分。
只说是啼鸟要求友朋,无奈那春风里要为您送行。
黄河曲里沙为黄河岸,白马津边柳向白马城。
不要为他乡离别而难过,知道您到处会有人逢迎。
注释
司士:官名。唐代州县设司士参军及司土,掌管工役事务。
张灯:摆设灯火。
清:指酒的清醇。
雁归声:指雁归飞时的叫声。
堪:能。
求侣:呼唤同伴。
无雁:无奈、无可奈何。
黄河曲:黄河湾。
白马津:古代黄河津渡名,在今天河南省滑县东北。
逢迎:迎接的意思。
从诗中所写的情况看,韦司士当是路经滑州,渡黄河北去,诗人与州郡中官吏夜间设宴为书送行。宴席上分韵赋诗送别,诗人拈得“城”字,韦司士与诗人就是这次宴会上所结识的新交。此首送友诗仍作于滑州,时间大约是开元二十五年(737)春天。
首联写馆舍夜宴。首句点高馆张灯夜宴,酒清香洌,见待客之殷勤,次句连用“夜钟”“残月”“雁归声”三个与夜间及别离相关的意象,既显示时间之推移与宴席时间之长,又渲染浓郁的别离气氛。三种意象,或诉之视觉,或诉之听觉,但都带有凄清、寂寥的色彩韵味。
次联明点送别。上句用典,“啼鸟堪求侣”,是说庆幸自己能够结识韦司士这样的才士为新交。“啼鸟”虽非实写,却关合春天的季候,与下句“春风”,一虚一实,正成对应。下句实指韦司士在这美好的春天将要离此继续前行。不说朋辈送别,而言“春风欲送行”,将“春风”人格化,写出了朋友送别的温煦情意,设想新颖,诗味浓郁。妙在上下两句的开头,分别用“只言”“无那”两个虚词相勾连,既突出渲染了“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喜悦和乍会旋别的无奈,又构成了一气旋折的意致韵味,在流利俊逸的语调中蕴含着浓郁的人情味。吟诵品味这行云流水般的诗联,眼前会鲜明地浮现出诗人风流俊赏、神采清逸的自我形象。
腹联是对韦司士行程所经的想象。唐时滑州州治白马城在黄河南岸。韦司士离此北去,头一站便是黄河岸边的白马津渡,故别后行程首先便写到“黄河曲”“白马津”。这一联写景,只用淡笔轻点,不施浓墨重彩,不加渲染刻画,但却显现出一种天然的风韵。评家或讥其景中无情,实则诗人此处并没有着意寓情于景,他只是要通过轻描淡写来构成一种摇曳生姿的情致。黄培芳说它是“盛唐高调”,倒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它的浑成自然而不刻露的韵致。
尾联是对被送对象前路的祝愿,反结“别”字。“他乡暂离别”、“到处有逢迎”,说明韦司士此次在滑州是途中暂时停留,前路尚有逢迎与离别,就像在滑州有短暂的聚会与别离一样。但诗人却以体贴对方感情的口吻说:“希望韦司士不要因他乡的这次暂别而怨怅,因为前路方长,我深知你的为人和才名,你到处都会受到当地主人的热情接待与欢迎。”这就不但将伤别化解为对前路处处有逢迎的热情祝愿和乐观展望,而且对韦司士的为人作了热情的赞颂。这样的结尾,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首联开门见山,指出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但并未见诸行动,而予孙又不能继承伐燕的遗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颔联沉痛指出严重后果,诗人用两个地名构成对仗,指出北宋没有收复沦陷的国土,空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颈联举出两个具体事例构成对仗,开国大臣本无统一大志,而后来的真宗在战争胜利时,又订出屈辱求和的城渊之盟。所谓澶渊和约就遗笑百年。
尾联议论作结。辽金入侵中原,北宋灭亡,靖康南渡,界河南移,由白沟推至江淮。产生这一局面,仅责怪徽宗,有欠公允。造成北宋覆灭之祸,未能实现统一,其直接原因是北宋统治者软弱无能,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诗人激于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回顾了北宋一代的兴亡,批判了北宋开国后对敌退让求和的妥协政策。
全诗“以议论入诗”,但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运用诗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描写。不说北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蜕“幽燕不照中天月”。不说界河南移,而说“白沟移向江淮去”。诗中运用两个典故,自然贴切;而且由虚转实,引史论今。对北宋之亡不单是进行客观的剖析,而且注入了强烈的抒情。诗人对北宋的屈辱求和,给予严正的批判,其中饱含了深刻而沉痛的爱国之情。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这诗表面浓墨重彩的描写了春天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实际却是借桃李花抒怀,认为它的成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刻意争取得来的,表达出作者淡薄,不刻意追逐名利的情怀。这首诗诗句对偶工整,运用了借物抒情的艺术手法,情感表达浓而沉囿不发,引人深思。
第一句说桃,第二句说李,三四合承,点出题面:谓夭桃秾李应春天气候而开,桃李无言,因赏悦者多,所以在其周围踩成小路。五句说桃,六句说李,第七句总括上文,第八句暗启下句,转入抒情,谓桃花如吐霞,李花如翻雪,各竞其妙;得意时迎风摇曳,泣露是因为多情,隐喻诗人自己的多才而多感。九、十两句以花开时的芬芳,对比花落时的寂默,以逼出末联。“徒自许”,与“谁与论”,表面写桃李曾在上林苑风光一时,如今被寂寞地委弃园,自诩色泽美艳无匹,其幽香却无人知论的境况;实际却是写人,隐喻自己曾赴京应试,进士及第,如今罢职隐居,寂寞衰颓的情形。即使自许才高,却无人赏识。
诗中桃李的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以桃李名义的反问意蕴深长,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无人关注欣赏。作者一份怀才不遇的牢愁跃然纸上。类似此诗末联那样的感情,为李商隐所独有,也为李商隐所长有。其诗作的唯美倾向体现在诗歌意境中,表现出含蓄美与朦胧美的情调。
宋代不设郡,但习惯仍称州为郡,故州中公署后的园圃亦称“郡圃”。韩琦晚年既老且病,连一般的公务也应付不了,只能终日闲居;这种生活,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韩琦来说,是一种难耐的折磨。而当他对着郡圃的一派暮春景色时,感物生情,这种愁情更抑制不住。因此,前半首就从这些景物着笔,但并非简单罗列,而是融合了诗人不断变化的情绪,表现出深厚的功力。
“溶溶春水满方塘”,一个“满”字,活画出春水方生的气象。当此碧波平岸、春深如海之际,诗人本应开口一笑,愁苦俱忘。但突然之间,微风送来几缕淡淡的清香,诗人敏感地知道:这是春花正在随风飘堕。芳时难留,烟景不再,该送春了。诗人目光所对是自然界的落花,心中所思则是生命的凋谢,于是悲从中来。但妙在诗人并不将这种愁情一泻无余,而是极为含蓄,暗寓于景物描写之中:“尽日杨花飞又歇,有时林鸟见(即‘现’)还藏。”“尽日”,这是根据当时的观察作出的推论,从中隐隐可见诗人的闲愁。在用字遣词上,“又”、“还”,亦意在表现景物的不断重复,单调可厌,从而展示出诗人心境的烦闷、孤寂。
第三联由景及人,关键在一个“闲”(“静”也是闲的意思)。韩琦本来是不“闲”的,他一向在朝廷或边关任职,政事繁剧,军务倥偬;当身染重病之后,为了调养,才申请回到故乡相州任职,因为这里是内地,要“闲”得多。后来病情加重,更是终日“闲”居了。但结果,“沉疴不为闲来减”,希望落空了;不仅如此,还因为过于闲散却又不甘闲散,既有生理的痛苦,又有精神的苦闷,更觉得时间难熬。所以,“流景(即时光)知从静处长”在字面上和上句是对偶,但意义并非平列,而是递进一层,抒写他的伤感。
最后一联直抒无可奈何的春愁。古人称酒为“酒兵”,谓酒能消愁,如同兵能克敌。说“欲战”,就暗含这个比喻在内。“愁”本不可数,加以“万”字,突出愁多,“战”字则从反面衬出愁多。愁情既如是之甚,诗人想借酒一浇,无奈因病戒酒,连这也不能做到。于是,一切防守的力量尽失,只好任凭“万愁”进攻了。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力点破这“万愁”的由来:“三月去堂堂。”这既是实写春水满塘、春花堕地,浩荡春光正堂堂逝去;同时,它又是虚拟,比喻诗人桑榆晚景,沉疴在身,这是愁的根源,自然界春天的逝去不过是愁的触媒。诗用五个字将这两层丰富的内容融为一体,所以极有分量;唯其如此,“可堪”二字才益显沉重,情调衰飒,诗人不胜其悲。